本文在采用中国哲学史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史与思想史交融的研究方法将泰州学派劝善运动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通过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叉研究来探讨泰州学派劝善运动在明中晚期出现的原因,如何影响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什么作用,对当代有什么价值。泰州学派被誉为中国的启蒙学派,在明中晚期思想史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泰州学派的劝善运动继承了阳明学重实践的特质,将思想运动与社会改良相结合,走出了独特的社会改良道路。但学界现有对泰州学派劝善运动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思想家本身而缺乏对思想家所处时代的关注。本文将首先回到历史语境中去,通过总体史的研究方法找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矛盾,找出泰州学派劝善运动在明中晚期出现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明代中晚期存在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个是世风迁移引起的社会风气的败坏。第二是基层治理体系变革引发的治理危机。这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明代中晚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明代中晚期商业的迅猛发展造成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百姓逐利成风,官员奢靡无度。泰州学派劝善运动在这个时代出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改良社会风气的问题。泰州学者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启发民智,只有教育才能觉醒良知。泰州学派有感于官场的腐败与无能,放弃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转而希冀通过每一个百姓良知的觉醒来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我们才能了解明代中晚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我们才能梳理出泰州学派劝善运动的思想脉络与理论路径,还原出泰州学派劝善运动的本来面貌。泰州学派的劝善运动不仅仅是思想运动,更是一种社会改良的实践。既然是社会改良运动,就必然有着指导理论与实践路径。王艮的“满街圣人”为泰州学派的劝善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淮南格物”又为泰州学派的劝善运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淮南格物”说沿着《大学》的理论路径将修身立为安国之本,身为“本”,“本立”才能“国安”。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良知觉醒才能促成天下的大治,“淮南格物”说从理论上为泰州学派“觉民行道”的实践提供了合理性。除此之外,王艮的《王道论》还为泰州学派的劝善运动确立了“教养并重”的实践纲领。王艮认为,为了解决明中晚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教育改良民心、启发民智,纠正世风;另一方面则从制度层面完善社会秩序,重建基层治理体系。这一思路为后世所继承,颜均之萃和会与何心隐之聚和会都是这一思路的新展开。泰州学派在劝善实践中体现出的很多思想与实践都对当今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首先,泰州学派在社会改良中对百姓主体性的挺立,对当今社会的改革也有着实际意义。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百姓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改革中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做真正有益于人民的社会改革。其次,对每一个主体的社会担当的强调是泰州学者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何心隐在聚和会中强调破除每一个人的私欲,其实强调的每一个人都应有的担当意识与家国情怀。一个个家庭构成了我们的国家,国家的富强与稳定最终又会惠及每一个家庭。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应该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去实现国家的整体强大。最后,泰州学派讲学活动打破了传统儒家讲学的模式,在百姓间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宣传儒家思想成为了泰州学派讲学活动的特点。在思想教育、文化宣传日益重要的当下,泰州学派这种亲近民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文化宣传的方法也应得到重视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