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制度优势，进入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而随着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种资源也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一步向效率更高的东部流动，这进一步加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到20世纪末，这种差距已经扩大到相当大的程度，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中确定将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经过多年的努力，西部大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此重大的战略任务，仅仅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直接将西部大开发中的资源配置权全部交给市场，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平衡效率与公平，如何变输血为造血，培育西部开发中的内生增长动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西部开发的现状下，探求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大量已有的研究发现，资本形成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又举足轻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属成功的落后区域开发几乎都离不开资本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进行西部大开发我们不能不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目前资本市场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如何来正确引导其作用的发挥，便成为影响到西部开发整体战略的重要问题。 我们的研究指出，资本市场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通过促进资本形成，而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消除“增长陷阱”，以及调整经济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方式发挥出来。当然，资本市场与西部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促进与被促进的关系。西部资本市场发展对西部开发及其发展程度也体现出依赖性和同步性。本文把西部开发按其发展规律划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一体化阶段。资本市场的功能在西部开发的不同阶段，其侧重有所不同，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也相应的体现出阶段演变的特征。 经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我国整个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反而与西部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在我国整体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体现出了结构性分化的特征，我们称其为“资本市场发展的二元结构”，由于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没有对西部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反而成为资金从西部流出的“通道”。而同时，我们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西部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行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股权变动也没有为公司带来积极影响，资本市场并没有充分发挥控制权市场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这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到，资本市场作为控制权市场功能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面对扭曲的职能定位、复杂的股权结构、缺乏稳定性的制度环境，盲目的并购重组也并不能带来价值的提升。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量减少制度扭曲，使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能够反映其真实价值，才能帮助控制权转移市场恢复资源配置和公司治理的职能。总之，我们实证研究发现，西部资本市场发展的缓慢已经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桎梏。 在研究如何促进西部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分析了具有诱致性变迁特征的，资本市场自然发展的“内生型模式”，以及具有强制性变迁特征的，以政府为主导强制提供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的“外生型”模式，提出西部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最后，论文就如何改善西部资本市场外部环境、设计具体措施、加强风险控制等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