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斋本《红楼梦》”是《红楼梦》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译本之一,也是史上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从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史来看,中国的文学著作自古在韩国颇受欢迎,然而,《红楼梦》完整译本却没能在韩国广泛流传,究其原因,除了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等因素外,译本本身的原因也不容小觑。中韩两国自古在儒家思想、典章制度和文字方面都有影响和传承,中国文学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翻译模式。多数外文书籍的翻译中,固有名词一般以音译为主,如人名、地名、书名等名词采用直接音译,一些动词、形容词也直接以韩语的读音直译出来。但是,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词汇,在韩文里有别于中文的固有词汇,都译为纯粹的固有韩语词才能够表达的更通顺,韩国人更容易理解。虽然中韩两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使用同样的文字,但韩语的语顺以及助词和词尾变化都不同于汉语。语言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当一种文化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时很难完整无误地传达文化信息。本论文旨在通过简略介绍乐善斋本《红楼梦》出现的时代背景,分析、探讨其具体翻译策略及翻译效果,以此探索《红楼梦》在韩国没能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引文部分首先谈到选题的缘由及选题的意义。虽然,《红楼梦》流传于韩国的时间很早,而且第一本全译本诞生在韩国,但是到目前为止《红楼梦》在韩国被关注的程度远不如其他中国古典名著。本文试着从翻译本中探索其中的原因。另外,从《红楼梦》的翻译和传播角度来看,对这本世界第一部《红楼梦》译本进行全面的翻译研究也是有必要且有价值的。第一章介绍了韩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现状。其中,包含中国国内对《红楼梦》翻译的研究现状,发现大部分的翻译研究局限于英译本中,对其他语种的翻译研究甚少,韩语版本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只有韩国的红学研究专家在中国的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引起中国红学界的注意。本章也简单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在韩国出现过的一些全译本、缩略本、重译本、摘译本。值得注意的是,继“乐善斋本《红楼梦》”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由韩国人进行翻译的韩文全译本是一直到2006年才出现。而且从《红楼梦》的研究的现状来看,韩国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掀起《红楼梦》热,目前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研究者和文章并不多。由于材料的取得不易和文本的分量大,加上译文的语言与现代韩语有距离等因素,对“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研究非常少。第二章简单介绍了中国小说及《红楼梦》在韩国的流传情况。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且韩国自古以来重视中国文史哲著作。“乐善斋本《红楼梦》”的出现与当时韩国的文学风气和读者群的变化等社会现象有密切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当时中国小说大量传入朝鲜,文人从事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风气也就逐步形成。二、李朝世宗王为解决语言与文字不一的矛盾,经过多年研究,在1444年创制出韩民族自己的文字。为了推广韩国的新文字,需要提供大量的读物。三、十七世纪可以说是韩国文学史上韩文小说的兴起时期,当时朝鲜文学处于“小说时代”,这对创作与翻译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女性读者阶层的形成,促进了符合女性读者的作品的创作与翻译。五、从朝鲜当局学习外语的国家政策来看,富含文化价值的《红楼梦》被列为学习对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外,在这一章节还介绍了目前在韩国较广泛被阅读的韩译全译本,探讨了它们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效果。第三章探讨“乐善斋本《红楼梦》”底本问题。韩国红学专家们有研究表明,“乐善斋本《红楼梦》”的底本大致上属于“程甲本”系统的,其中“程甲本”(1791年)、“东观阁本”(1795年前后)、“本衙藏板本”(嘉庆初,1796年前后)和“王希廉评本”(1832年)的可能性最大。有鉴于此,本论文以“程甲本”(沈阳出版社,2006年7月版)与“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汉文字部分做了对比,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探讨部分主要是回目、汉文原文、韩文译文等三方面。第四章探讨了“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几种翻译策略,总结概括“乐善斋本《红楼梦》”对原本所进行翻译所使用的方法。“乐善斋本《红楼梦》”是以直译法为主,兼用音译法、注释法、字与词的兑换、词句的增译等其他译法。第五章分析“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的具体内容与翻译效果。分别为礼俗、典制的翻译技巧;诗词歌赋的艺术处理;典故、成语、谚语的翻译修辞;人名、地名、称谓等的翻译。深入探讨译文的过程中发现,由于“乐善斋本《红楼梦》”是多人分工合作翻译的作品,即整部译文不是一人所为,抄写原文和译文又是不同人员进行的,因此,出现与其它译本不同的现象。如,同一词出现多种译法;原文和译文的内容不一致等。在分析译文的内容时,难以归纳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第六章探讨了“乐善斋本《红楼梦》”的译文中所出现的误读现象。本文涉及的误读部分有习语、成语、称谓语、建筑、医药等方面。最后总结了导致误读的成因,大致可归纳为四点:其一,逐字直译的方式只能翻译出字面意义,而《红楼梦》的特殊写作方式,即非常多的比喻、暗喻等却无法完整地译出。其二,由于当时所用的底本没有标点符号,出现语法上的理解错误而导致误读。其三,“乐善斋本《红楼梦》”中的原文抄录使用的版本与译文的版本不同,导致译本中的原文和译文内容不符。第四,由于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习俗、语言的差异导致误读。结论部分谈到,传统的翻译研究本质上以忠实、对等于原本为标准来衡量一切译本。然而,“乐善斋本《红楼梦》”的翻译,由于其特殊的翻译目的和时代背景,不能用以往的标准来评价它。把译本视为译语文化的既成事实,以观察、描写译本为起点,进而探究译本形成和接受的制约因素,把译者和译本放置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大环境中解释译本的成因。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翻译策略有不同的存在价值。“乐善斋本《红楼梦》”在红学史上、乃至《红楼梦》翻译史上都具有不可动摇的价值和地位,它也是对于今日的《红楼梦》译者,最具参考、借鉴价值的译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