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追求金融效率、金融混业经营的浪潮中，金融控股公司成为首选的组织模式。同样，在我国金融业由分业向混业的变迁过程中，金融控股公司将成为这场改革的突破口和未来混业经营的载体。然而，由于金融业存在的风险性和金融控股公司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我国目前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监管变得尤为迫切。因此非常有必要从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和概念界定出发来分析和研究金融控股公司法律监管的特殊性，并在分析和比较世界各国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律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监管体系。为了推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健发展、规范其运营行为、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从长期的金融控股公司战略实施方案来说，应考虑在时机成熟时推进国家立法机关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原则，规定包括金融控股公司设定的条件与程序，组织形式及其法律地位、业务范围及其内部自律和外部监管制度等内容，以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为了慎重起见，可以考虑先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订《金融控股公司条例》，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制订《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金融业实现安全与效率平衡的载体，必将在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立法设计时，既要考虑一般金融监管的普遍性，又要考虑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中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明确监管目标。一方面，要在整体上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特别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对金融行业的金融监管制度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对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应有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另一方面，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不能过于妨害其效率，不宜采取直接行政手段、制定过于严格的新业务审批制度和过于细致和呆板的监管规定而损害其创造力和竞争力，束缚其创新行为和竞争力。即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兼顾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
　　 本文主要集中论述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监管模式的选择、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特殊风险和监管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构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监管的整体模式框架，增强金融控股公司法律监管的可操作性，以希冀对改善中国目前落后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避免爆发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安全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