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是推动被考核人员达到预定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考核,管理人员可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调整预定计划及提高工作效率等多重目的。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教领域投入的大幅增加,针对科教机构建立一套合理的考核体系已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政府就曾对主管全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机关实施过考核。1940年,蒋介石设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考委会”),对党政系统的各个部门实施考核,而科教机关亦被包含在内。国民政府如何将行政考核体系应用于学术机关及教育管理机关?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如何互动,结果如何,有何影响?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此类机关的典型代表——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着力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以期提供一些历史的思考。本文首先分析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的成立背景与运作模式。“行政三联制”的实施是考核委员会成立的直接原因。抗日战争时期,为应对战时局势,动员全国力量,提高行政效率,在国内已有行政效率运动、统制经济实践,以及国外计划经济经验等的现实基础之上,蒋介石于1940年提出将设计、执行、考核联为一体的新型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三联制”。为配合“行政三联制”的实施目标,考委会以五院院长等实权派人物充任委员,并招募一批专业人员担当具体考核之责。在职能上,该委员会与主管设计环节的中央设计局密切联系,采取书面审核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运用表报及统计等工具,对各级党政机关工作计划的实施进度和实际效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提供给设计环节参考。该机构是战争危局下国民党加强全国人、财、物掌控与调配的应急举措,从成立到运行,全程各个环节无不体现着蒋介石的期待与个人意志。本文第二部分梳理并分析了该委员会对中央研究院的考核历史。考委会对中研院的考核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伴随考核内容和程序的改变,中研院对考委会的态度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3年为界,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力争免予考核。面对考委会极为繁琐的监控流程,中研院不胜其扰,为此与考委会往复磋商,阐述学术机构的特殊性,力图获得特殊对待。虽未得到回应,但中研院事实上也抵制了一些并不适合学术机关的考核办法。1943年后,考委会调整了考核办法,中研院的态度也有一定程度的软化,开始将考核视为一种与政府沟通的途径。但这一时期,由于该委员会加强了制度建设,中研院对这一考核模式的不适性,也越来越凸显,对于量化考核,则尤其抵触。对中研院的研究工作,考委会有着明确的应用导向,但因为中研院各所的研究计划多为自下而上由具体研究人员和所长经所务会议确定,院内设计与考核更同时在院务会议上进行,使得考委会在计划层面的影响实际上十分有限,物理所的年度计划历史即可资证。第三部分研究考委会对教育部的考核。相比于中研院,考委会对教育部的考核更加严格。不仅仅用数字来切实衡量其工作进度,而且对该部的经费、人事和法规等方面也多有注意。教育部总体上认真执行了考委会的考核要求,在考委会要求举行的工作竞赛方面甚至十分积极,但双方在下级机关考核权的归属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冲突。在对教育部的考核方面,考委会关注地方教育机关,特别是各个地方的学潮运动。为了贯彻领导意志,对临时性事务关注过多,大概也是该机构与其他部门摩擦不断,离制度化建设渐行渐远,并最终停摆的原因之一。总体而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对科教机关的考核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于学术机关而言,采用行政标准考核学术进展,除了增进学术与政治群体互相交流之外,对学术本身的进展,并无益处;而对于职掌全国教育行政事务的教育部来说,考核委员会对地方教育的考核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国教育系统运行的负担。从考委会自身来讲,战时环境的不安定,专业的考核人才过少,考核者学养不佳,考核之后无奖惩也是考核失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