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模是一个复杂且动态变化的概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提升、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国家规模呈现出动态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所谓国家规模,即指国家在长期开展政治发展建设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地理边界、人口管理边界、政府行政边界、经济活动辖域等要素的管理范畴,是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一个客观实在。国家规模对于国家治理来讲,其影响性是现实存在的,体现在超大社会与国家治理、小国脆弱性、规模治理成本与国家治理负荷等几个方面。笔者认为,国家治理绩效是指对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构协同社会治理各主体,通过系列体制机制的设立和制度安排,用以实现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达成效率的衡量与反馈统计。对国家治理绩效的衡量是对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综合测评。国家治理是一个多重维度的概念,它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各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融。笔者认为治理绩效的衡量应该包涵(1)经济发展;(2)政府行政绩效;(3)公民政治参与效能感;(4)国家政治体系适应性;(5)自然环境及生态治理五个指标。规模因素对于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实数累加,规模是一个渗透性的因素,它内涵于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其他因素之中,内涵于衡量国家治理绩效的各个指标之中,它是通过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来影响国家治理绩效的,规模的影响力通过内嵌型的影响机制予以体现。笔者基于此机制对比分析了规模视角下中国与新加坡的治理绩效,并比较得出,就国家治理绩效来讲,大国并非优于小国,小国也并非次于大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治理绩效比较,不应该是一种孰对孰错的结果期待,更应该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比较学习。最后,笔者认为规模因素之于国家治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物理规模给国家治理造成的横向幅度上,并非纵向深度上;亦可言国家规模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仅仅体现在“量”上,而非“质”上。笔者也对规模影响因素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规模影响因素包括有限性、动态性、可溶解性的特点。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要注重对不同规模国家之间政治发展模式以及路径的比较研究,注重不同国家之间政治发展经验的积累于借鉴,以此来完善自身治理体系,提高自身治理能力。但同时我们也要给予规模因素一定的关注度,关注不同国家发展的规模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