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行原则和要求、期限规则和取得证据的适用原则都作出了初步规制,由此,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基本雏形成型了。技术侦查的特点十分显著即秘密性、特定性、技术性和易侵权性,因此在侦查活动中极易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我国受到“侦查神秘主义”和“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影响,因此,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救济迟迟得不到明确的法律规制和救济机制。目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应当被排除的证据种类里并不完全包括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国家赔偿法》虽然从赔偿范围、渠道、程序等方面对赔偿制度加以了完善,但是一系列赔偿制度的完善并未惠及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救济。随着注重人权保障逐渐成为当今法治国家的主流法治思想,我国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救济问题亟待解决,在技术侦查措施中公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对于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如何进行制裁等问题需要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尽快完善。放眼域外,各国和地区对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救济在立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均有建树,赋予当事人知情权、非法证据排除权和求偿权已得到普遍认可。由此,我国也应当加快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救济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完善,不但需要增设技术侦查措施中的当事人事后知悉权、对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的审查申请权、当事人对非法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的申请排除权和辩护方享有技术侦查措施所获材料的使用权,更需要完善国家赔偿制度,进一步扩大赔偿范围、适用对象,明确责任主体和赔偿标准,解决技术侦查措施中的赔偿问题。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深化和改进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中的权利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