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控诉职能与辩护职能的相对平等和平衡,是一个突出的结构特征,它以权利为本位,主张作为个人的被追诉人与代表国家追诉的检察官均被视为程序主体,是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平等性,权利设置上具有对等性。但是,在《刑法》第309条修改以后,律师因言受罚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控辩双方权利差距不断扩大,造成律师庭审时对一些问题看法的缄默现象,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实质性减弱,从而不利于庭审实体正义的发现。因此,在现有法律体制下,如何使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庭审言论权利保障和责任承担取得动态平衡是此篇文章研究的重点。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条修改以后的实施现状缺乏持续性跟进,此前讨论也大部分限于理论层面,缺少实证方面的研究,并且对于律师言论规制的条件和限度并未形成一致观点,讨论主要集中于庭审言论的豁免和庭外言论的规制方面,而对于律师庭审言论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所以本文以这些不足为切入点,围绕该条,在实证调研基础之上,探讨其在实施的磨合期间所面临的困境和造成的影响,并以此为基,分析刑法第309条第3项在规制位阶中的地位、合宪性问题、正当性界限、以及罪体行为和实施的配套机制等,保证此法条在适用过程中趋于完善,避免造成滥用的不良后果。罪刑法定原则是自由的界碑,而法律本身也应具有安定性,在该法条正式实施的现状之下,应当在应然与实然的磨合中进行解释与控制,维护法的安定性,从而保证粗疏的法条运行在法制轨道上,使权力与权利理性构筑一个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