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犯罪行为突破了社会公众的传统认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恶性极大,所产生的社会危害程度也越来越高。放眼国外,英美法系国家通过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应对犯罪低龄化,达到了动态平衡未成年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现实效果。反观我国僵硬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难以对低龄未成年人进行追责,滞后的非刑事处罚措施治理效果也微乎其微。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以后如何进行惩治教育成为了治理难点,也引起了民间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舆论讨论。学界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修改形成了“维系说”即维持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下调说”即直接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补足说”即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三种观点。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确回应了这一社会现实需求,对上述学术争议一锤定音,选择了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进行本土化适用的中间道路。此次立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质进行充分肯定,并非完全屈从于民意盲目拓宽刑罚范围惩治未成年人,而是立足国情借鉴域外经验的最优治理方案。《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本土法律制度相协调,对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这样有条件的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构造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原则与例外,增加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弹性。但是,立法的一锤定音并不意味着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惩治问题就一蹴而就了,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本土化改造后仍可能出现一些适用问题。一方面,针对规则本土改造后的法律规定的理解还不够准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身俱来的域外属性会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恣意性会导致法律规则弹性过大,有损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如何正确理解本土规则实体性和程序性的限制规定,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天平,真正实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仍有许多细节需要探讨。另一方面,我国在本土适用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时,没有完整的相配套适用的制度予以支撑。通过域外经验可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实践适用是基于一整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单独割裂适用否则独木难支。作为规则适用的前置准备,我国专门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和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健全,作为规则适用的后续保障,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和犯罪封存制度并不完备。完善相关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实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融合,才能有效发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实质价值。针对规则的理解适用和配套制度两方面问题,本文为系统构建我国本土特色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提出了具体建议,以此期望丰富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理论,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贡献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