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为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解决投资争端提供了一个相对中立、公正的场所,但是因为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在实践中存在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仲裁员缺乏独立性与公正性、第三方资助缺乏透明度纪律、仲裁程序时间及费用成本高等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的合法性质疑。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是现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环节,针对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各国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的组织下纷纷提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中国与欧盟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已经完成谈判,约定将在该协定签订后两年内就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签订补充协议,因此,探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应该选择何种模式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较为迫切的现实和理论需求。本文分为四章展开:本文第一章主要概述中国与欧盟对现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态度及各自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国与欧盟均认为现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对解决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承认现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各种不足。但是,欧盟与中国就现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不一致。欧盟认为应在保留投资者在国际机制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的基础上施行结构性变革,以投资法庭制度取代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中国则认为仅需针对现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中存在的不足,对投资仲裁规则进行调整,仍应保留现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欧盟将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积极推行投资法院模式,中国尚未表明其谈判立场。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概述欧盟提出的投资法院模式与中国方案的重要共同特征及核心差异特征。一方面,中国与欧盟均认为应当重视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以提高投资争端解决的效率;均认为应该提高裁判人员的专业性、道德规范,完善利益冲突规则与回避程序,以提高裁判人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均认为应当引入第三方资助披露规则以提高裁决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均认为应当引入常设上诉机制以提高裁决的一致性与正确性。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盟对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思路主要存在两点分歧:一是是否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指定裁判人员的权利,二是是否应当引入常设投资法庭。同时,因为投资法院模式与中国方案引入的上诉机制存在差异,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也不完全一致。本文第四章主要探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下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模式的争端解决模式。虽然中国与欧盟针对现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改革方案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考虑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重要意义,欧盟推行投资法院模式的强势态度,且中国对于改革方案的分歧在中欧双边层面具有让步空间,中国能够积累构建上诉机制的经验,中国可以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考虑接受投资法院模式。但是,中国不应该直接接受现行投资法庭制度,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及投资法院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对现行投资法庭制度进行调整与细化,如完善裁判人员的选任及薪酬规则、细化第三方资助披露规则、完善投资法庭上诉规则、保障投资法庭裁决得到承认与执行、审慎对待多边投资法院条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