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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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并称为欧洲现代女性主义“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伊利格瑞的学说包括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和性别政治批判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突出的特质是明确的解构主义立场和对于差异性权利规则的强调,她的理论可以视为是关于差异性的差异化的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方面放弃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着眼于权利的现实取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女性确认女性性经验、为女性主体性赋权和构建女性主义话语的方式,颠覆男权社会的二元逻辑思维模式、打破男权话语的微观权力牢笼,最终使女性通过建构语言的方式实现自我赋权。伊利格瑞理论的后现代特质体现在她对于差异和平等概念、女性性话语以及对于性别文化等问题的具体阐述上。本文绪论部分明确了选题视角、研究特色与研究意义。论文是在后现代视域下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主义研究在伊利格瑞学说创构时期已进入后现代语境;另一方面在于伊利格瑞深受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其理论体现出显著的解构主义哲学理念。为此,本文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脉络和阐释了解构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本文的研究特色是以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微观权力理论三个模块范式为参照,根据伊利格瑞学说的精神实质及其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出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即基于女性心理 分析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谱系建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身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权力理论范式。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呈现伊利格瑞理论在阐述女性语言和主体性建设方面的洞见性观点,这能够有助于推进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建设,也可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清晰地呈现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之间的渊源,本文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后现代文化思想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学说与伊利格瑞学说的关系。后现代文化思想的代表学说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语言观与差异观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伊利格瑞首先改造拉康的镜像理论,并生成针对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窥镜检视,即她在针对以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和阉割情结等为核心的、由男性主导的对女性塑形的经典话语规定中,还原女性被割裂和噤声的过程,并重新定义女性性经验、主张赋予女性主体性,从而建立男权文化体系之外的、以女性情谊和母女亲情为枢纽的女性谱系。其次,在建立女性语言的课题方面,伊利格瑞接受德里达提出的重视“能指链”打开的生成性的、游戏般的延异的语言观点。伊利格瑞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性经验的篡改归因于人类当前语言状况的单一和独断性,她进而在鼓励女性言说的基础上,主张建构与男性主导话语模式所不同的、基于女性认知和身体特性的新的语言。女性可以通过语言实践和对于现有语言的模仿和改造来获取女性话语。第三,受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的影响,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主义语言观是一种权力论:女性获取关于语言的权力有助于突破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监看”和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女性借由女性语言可回复到身体与生命本身,并进行生活实践。在这一基础上,伊利格瑞最后提出基于女性语言实践和自我创造的女性主体建构理论;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学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与西苏的阴性写作理论等。伊利格瑞承认波伏瓦的旗帜地位,并指出其“他者”说对于女性屈辱地位指认的重要性,但她同时更加接受克里斯蒂娃对男性文化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伊利格瑞依据此方法,发扬女性文论研究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重视的传统,建立起关于女性谱系的基本认知;她同时又结合西苏关于女性“乳汁”般的生命能量与女性白色写作的学说,提出肯定女性性经验、构建女性对于自身的言说和体验的女性主义话语方式、为女性主体性赋权等观点。如果说波伏瓦和克里斯蒂娃发现了女性被命名的地位和自身遭受到的压迫,而西苏继而提出女性有一种不得不表达的生命的能量,以及女性语言天生具备表达这种能量的阐释力,那么伊利格瑞的语言观则直指女性实践活动,将女性语言视为女性体验自身的过程和产物,将女性主义语言哲学描述为一种过程论,因而女性的主体性就来自这种创造和自我赋权的自我确认与满足。伊利格瑞以参照、对应而非对抗的方式解读平权理念,她模仿男性话语中的人称代词体系,建立女性对女性人称的认同感以及语言学意义上的具有性别意味的女性主体性,并主张女性模拟并参与语言游戏、创造女性语词,号召女性通过这些活动体验自我与创造生活。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即是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三种范式的具体内容进行阐释。第三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批判:男性将话语规则解读为基于自身的父子/兄弟的男性秩序,将对于人类性经验的规则内化在依据男性自身的父子/兄弟血缘谱系之上的性秩序,这不仅生成了男孩在成长为男人生命轨迹中的、对于父亲与男性谱系的绝对依附,也规定了关于女性性经验的一些列话语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包含关于人类性经验的话语禁忌。伊利格瑞的精神分析理论逐一批判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阉割情结等弗洛伊德专用的术语,指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母性指派等话语阴谋,最终提出建立女性谱系等主张。第四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伊利格瑞探讨男权话语牢笼长久以来限制女性真实地展现自身的性特质之话语内容,她提出女性必须通过建立围绕女性性特质的语言获取主体性。这种女性主义语言观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展开的解构主义的颠覆性解读,这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在当代发展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使得女性文论研究从具体的权利实践层面转向语言实践视野。伊利格瑞采取德里达的延异语言观,主张女性通过采取模仿和游戏的方式,在语言中实现自身语言之直觉的、非目的的、重视身体与性经验因素的特质。第五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理论。伊利格瑞探讨女性受制于人们基于性别的生理、社会内容建构的社会秩序,主张改变人们自由地谈论和处理性经验问题时所采取的的态度,建立健全使人们的性特质得到保护和呈现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框架。伊利格瑞主张用差异的眼光看待差异,这是后现代主义女性文论与传统女性主义权利视域下的女性主义性别政治观点相区别的核心原则,即伊利格瑞从确认女性性经验的独特性角度,将回避差异的理论起点转向尊重差异,将争取男女同权的理论视野扩充至争取人类生命权益的范畴。从理论角度上讲,伊利格瑞指认女性语言可以突破男性二元逻辑模式,而这一主张具备政治意味,即她主张建立语言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概念,并主张女性获取一种对标自身性别进行命名的话语权。而从健全权利机制角度上看,伊利格瑞将性别政治批判细化到异性婚恋、生命健康、职业规则以及女性公民权益等层面上,并以此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确保女性权益的主张。本文第六章是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评价,也包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伊利格瑞的理论是对西方传统性别文化秩序的颠覆性阅读,她批驳西方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女性气质”概念隐藏了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规则的工艺和阴谋,此概念被隐喻为一种阳具力量的垄断和扩张。由此,她强调建构性别差异理论,批判平等主义和单极世界,倡导女性性别认同和女性写作;她采用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立场和福柯式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方式,提出建立尊重女性生命本质的、具有女性亚文化特征的女性谱系;她还针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歧视与困境提出解决方式,这些内容都使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性别政治批判色彩,可以说,伊利格瑞推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总体进程。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总要引起争议一样,伊利格瑞的理论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是聚焦于伊利格瑞的理论所呈现出的“生物学本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特征。对于前种评价,本文认为具有一定的道理:伊利格理论建构在女性特殊的身体体验、尤其是女性对性经验体验基础上,这的确呈现出生物学本质主义的特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伊利格瑞强调女性性经验的差异性做法,是在于从根本上解构男权话语规定,这也可视为伊利格瑞为寻求女性主义话语根据所做出的努力;而对于后种评价,本文认为,学者们给予伊利格瑞的评价,在总体上应是肯定大于指责。她虽然不是以经典的线性历史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但她用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回溯至人类文明的前俄狄浦斯文明阶段,并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推导出的女性谱系,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研究,因此,学界将她的理论定义为“非历史主义”是偏颇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提出的女性谱系等学说,在解构男性话语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理论成果落入女性中心主义的窠臼。伊利格瑞以差异解构男权话语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使她的话语理论也落入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圈套,这也难免使她的理论呈现出一种微观权力的特点。本文结语部分主要在于从更广阔的视域,认知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伊利格瑞提出的女性主义话语能够有效地丰富人类语言的表达空间,这主要在于她提出女性要用不断地参与语言游戏和自身的生活实践,并获取主体地位,而无数个女性的具体语言与生活实践打造成女性话语意义的能指链,女性语言因其而不断延异而生成新的样式和意义,这种属于女性的能指世界的总和使得女性在者与其存在相联系,女性由此实现自身赋权。女性语言的打造可以打破男性话语的一统天下之局面,人类语言将因之而丰富多彩。然而,伊利格瑞的学说仍然呈现出一种乌托邦性质,即女性书写女性谱系、树立女神权威的主张无法真正推倒男性诸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大厦,女性语言也将会因过分地强调小范围的意义生成与女性范围间的彼此认同,而导致语言的歧义与“贫困”,这因而导致人们怀疑伊利格瑞的理论带有蔑视社会规则、视人类既有价值体系为虚无的主观主义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伊利格瑞的理论仍具有帮助女性在文学与语言角度实现自身言说的可能,她的理论能否成为一种学术主流还有待于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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