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抓住国际经济环境好转的机遇,使外商投资得到了迅速的增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不断扩张,外国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外资的大量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FDI的快速增长也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关于FDI的“污染避难所”说和“技术溢出”说,一直为理论界所争议。在我国主要体现在污染正在加剧,政府和国家正在不断出台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等情况。鉴于我国引进外资金额逐年增加和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中国的角度分析研究东部沿海各省出台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环境规制后,是否对促使FDI向经济欠发达、环境规制弱的西部地区流入,是否会加剧我国处于大发展的西部各省的环境恶化,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研究课题。本论文首先对FDI、生态环境以及环境规制三者关系进行阐述,引入环境要素后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为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对环境认识水平具有差异,必然导致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和行动不同。经济全球化使高资源投入、高污染型产业,可以通过跨国投资形式在国际间进行转移。这种仍然单纯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显然违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利于促进我国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外资流入的外部正效应与负效应,尤其是环境效应,是引进FDI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第二章里,笔者重点探讨邓宁提出的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一个地区的政策、文化相关性、发展规划等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影响。邓宁指出与制度因素有关的变量包括产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地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商业惯例以及政治差异、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同时,规制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根据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西部省份已经在制度上具备了承接东部地区高污染型外资工业转移的条件,生态环境压力增大。那么,西部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真的由于较低的环境规制使大量高污染FDI流入呢?这需要我们在下面的论述分析中加以探讨。在第三章中,笔者通过对FDI和生态环境、FDI与我国环境规制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得到,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DI对环境有正效应,并且成为中国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有力推动因素。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加强环境规制,通过限制高污染的加工业进入,促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另一方面,FDI的引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并在我国环境保护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其次,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得到,长期来讲,优化FDI的产业导向,限制低技术高污染FDI的进入,强化环境规制,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与预防,并不会对中国FDI数量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且短期拟合较好,且在短期,变量间的系数符号和长期关系保持一致,说明并不会产生改变长期趋势的外来冲击,即加强环境规制引起的短期波动并不明显,变化趋势符合长期关系。最后,通过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发现,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些地区对我国生态环境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加强环境规制,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限制“三高”企业在本地区的发展,使这些加工工厂和企业逐渐退出该地区。与此同时,西部省份的环境规制相对较为宽松,又处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之下,经济发展急需飞跃,根据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规制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那么东部加强环境规制后是否会促使FDI流向西部,是否会对西部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呢?我们在下章将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在第四章中,通过观察东部沿海省份工业三废排放年度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后污染物的排放得到改善,东部一些高污染的加工业、制造业由于无法满足得到加强的环境规制要求,或者投资成本加大,无法继续盈利,促使这些产业开始向环境规制相对较弱的地区转移,比如一些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当然,我国的西部相对环境规制也不高,而且正处于大开发阶段,还要大量借助于外来资本的力量,这样就有可能成为高污染性企业转移的基地。本文选取西部代表四川省为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给四川省生态环境带来压力的并不是外资工业的引入,而是内资工业的作用。虽然四川省的外商投资行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能源开发项目,但是其并未对四川的环境安全带来很大影响,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四川省政府能较好的执行环境保护政策。二是因为四川省利用外国政府、金融机构贷款和引进境外企业投资,投入到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之中。最后,在政策建议上,笔者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考虑经济效益,还把环境问题和我国人民的健康、福利等要素考虑进来,FDI的引入便成了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正确的审视FDI对我国环境等方面的实际影响,把握并引导三资企业,驱利避害,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注入健康的活力。在环境规制问题上,我们要致力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渐清楚高污染型的企业,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会促使FDI引入的减少,反而会改善流入的FDI的结构,促使技术溢出型、环境保护型的产业进入,从而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应该着力研究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避免高污染型的外资企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西部转移。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环境政策的规范化。目前西部省份在承接产业转移进程中,虽然当地政府积极的政策导向能够抑止高污染型外资工业的进入,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仍不规范,政策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随意性;同时还要面对高污染型外资企业和政府人员的寻租问题,所以,必须要规范政府环境政策,完善相关的法规,实现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