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务的深入推进,尤其量刑协商机制作为承载其“协商”内核的关键环节,量刑协商的运行样态集中反映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生力,紧密关系着制度的深化与突破。本文对我国量刑协商机制进行全面的探讨,首先在基本理论方面对其由来、发展脉络和学术观点分歧进行梳理,同时进一步阐述其蕴含的协商性司法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及控辩平等论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集中反映当前司法实践中呈现如下问题:首先是规范性文件对量刑协商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规定不完善与不充分;其次是控辩双方在量刑协商中欠缺交互性;再次,量刑协商结果的精准程度争议加剧了公诉权与审判权的紧张局面;最后,值班律师在量刑协商中的法律帮助呈现形式化的局面。透过我国量刑协商机制运行中的现有表现,我们可以挖掘出其背后深刻的制度成因和运行掣肘。其中包含我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下,天然的控辩不平等深刻影响控辩双方在量刑协商中交互;以及我国法律确立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牵制了公诉权与审判权在量刑协商中的权力分配;同时,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于职权性逻辑与协商性逻辑错位以及值班律师制度存在设定与运行脱节,这都深刻揭露当前我国量刑协商机制运行样态的缘由。因此,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优化我国量刑协商机制:一是完善量刑协商的法律规范,从加强实体内容制定与加强程序规范上努力;二是注重平衡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对于量刑建议的权力配置,从细化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以及探索量刑协商控辩审三方参与形式的多角度着力,以期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三是加强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其中从加强值班律师帮助有效化及重视量刑协商的外部监督两个方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