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者解决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后者完成了对人类解放的继续思考和深入探查。马克思在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进程中,依次对宗教、政治、哲学和阶级四个对象展开批判。在逐步的批判中,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作为牵引,指出了它只是“撕碎了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并不能解除人们身上没有任何乐趣的锁链,从而得出只有政治批判才能作出对现实的评价。哲学的批判不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批判,从批判到批判的批判,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才是最革命的批判、最彻底的批判。归结到最后,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落后,革命不彻底,缺少革命的意识和诉求,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历史主体来完成历史使命。为了更好的把握社会的本质,使批判理论能够真正成为认识现实,改变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把自己置身于人类社会的实践当中,通过对人类活动的深刻理解,使社会批判理论方法论的实质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成为了指引人类社会前进的理论力量之源。它体现了辨证否定精神、创新精神和永不枯竭的理想追求。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为出发点,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对哲学、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的剖析,明确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并且把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结合当代具体的社会背景,构建新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