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国的翻译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有的学者孜孜不倦于引介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将国外的翻译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翻译实践当中,有的则是苦苦钻研中国的传统译论,还有少数则尝试提出新的译论。至今,翻译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拓展,涵盖了语言学、社会学、语用学、符号学及伦理学等诸多途径。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促使跨学科研究必成为未来的翻译研究趋势。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结合当前的全球生态文化研究思潮,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作为少数由国内研究者提出的新的译论,应该得到重视,通过对其进行理论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推动其发展。胡庚申教授认为生态翻译学的立论基础有三：”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类似/同构的生态特征、适应/选择的理论体系。然而,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新的译论和新的跨学科,难免会有局限和不足。在生态学与其他的人文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发展中,如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等都是从生态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其过程中体现了生态思想或是为生态利益而服务。本文通过先阐述生态批评的本质、任务和策略进而推导出其下一级的,属生态与与人文学科结合的新兴跨学科--生态翻译学的本质,任务和策略。然后结合目前的生态翻译学的发展现状,说明当前的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和发展并未真正做到从生态平衡和生态的整体利益出发,不符合生态整体观,生态联系观和生态科学观,也没有真正体现生态思想,消除生态危机,维护生态发展。现今的生态翻译学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础之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翻译。只有人类改变其根深蒂固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思想文化,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意识形态,如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征服自然观、欲望动力观、科技至上观等,同时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发展观、与自然和谐相处观、绿色科技观,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如此才有可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解决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就翻译而言,必须维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做到真正的生态翻译和促进生态翻译的繁荣发展。本文通过采用批判性的角度对其三个理论基础提出质疑,就其与生态批评的矛盾和其使用的方法论入手,指出生态翻译学中理论基础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即其理论基础并非真正做到从生态平衡和生态的整体利益出发,不符合生态整体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与生态利益相悖的。在翻译中就应该维护翻译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批判文化霸权主义,紧握抵抗式翻译,即异化翻译的重要武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生态翻译,促进文化和生态翻译的繁荣。本文希望通过对生态翻译学立论基础的批判性研究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学者、专家对生态翻译学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