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首次发布行政协议指导案例,即指导案例76号,由此确认了行政机关对协议条款的解释权这一优益权。该行政特权的设立,出于对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尊重,然而其司法审查,无论从法律适用上,还是审查技术标准上,均尚没有明确的操作方案。纵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在对行政协议审查中,通常采取公法优先、私法优先以及公私法混合适用并以公共利益等原则为补充的三种方式来进行审查。我国于2019年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政协议审理规定》）,确立了行政协议的基本审查框架。但该规定涉及面较为宏观,并未涉及有关行政协议解释的审查标准与法律适用等细微层面的内容。从2017年以来的典型案例分析看,法院的审查思路主要为综合运用行政法与民法两种审查模式下的解释规则,采用替代审查、有限审查及公共利益原则为补充等审查方式来对行政协议解释进行审查。由此带来了行政协议解释权启动缺乏规制、审查强度不足、审查规则顺次混乱等问题,其背后折射出行政协议中的行政性与协议性的冲突、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民法体系与行政法体系审理规则供给偏差等困境。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当从优益权启动规制、明确审查原则与改进审查思路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即,第一步,依据行政协议争议条款“行政性”或者“协议性”的属性判断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行政协议解释权,对于“协议性”条款无需启动这一优益权,由法院采取民事合同解释规则,并以公共利益等原则为补充进行司法审查;第二步,对于属于“行政性”条款,启动行政协议解释权,并依据司法尊重、司法最终原则,对行政协议解释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最终确定其法律效力。通过以上建议,对行政协议解释的审查提供思考进路和可供参考的依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