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传统佛教一方面外辱于庙产兴学、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等社会新潮流，另一方面又内迫于理论诠解乏力、脱离现实生活、宗教混滥、修持实践衰落及滥度经忏等教内消极现象。作为近代佛教改革和复兴的灵魂人物，针对传统佛教所面临的困境，印光法师主张以六道轮回、善恶报应及了生脱死等因果事实来适时有效地宣扬佛教的核心义理，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的伦理内省方法来确立佛教的现实生活基础，以诸宗分界、净土为归的判教思想来指导佛教的弘传和发展，以拣择剃度、勤修定慧的制度规范来推动佛教从林之复兴。 印光法师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代，他主要是跟随其长兄学习儒学，并曾一度仿效理学家辟佛。十四、五岁后，因身婴病苦而开始怀疑理学思想。经过反思和抉择，他不但对佛教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和宗教实践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还立志出家弘扬佛法。 二十一岁时，遂毅然舍弃世俗生活，由长安(今西安市)到终南南五台莲花洞寺，依道纯长老薙蒅。出家后，印光法师为躲避家人追寻，曾奉师命前往徽州小南海参学，因未受戒行脚不便而留住湖北竹溪莲花寺。早在南五台时，印光法师即已对净土颇感兴趣。后于竹溪莲花寺中，又藉晒经之故而得读《龙舒净土文》残本，由此而确立了修学净土的信心和志向。出家第二年，印光法师又依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受具足戒。随后即回南五台潜修苦行，兼读契经。二十六岁时，因闻北京红螺山资福寺系专修净土道场，遂于是年中秋，辞师前往参学。在红螺熏修时，印光法师除念佛苦行外，仍研读大乘经典，注重行解相应。三十岁时，印光法师离开资福寺，迁住北京龙泉寺，继续勤修净业。第二年，又迁往阜城门外圆广寺，留住两载，净业颇进。三十三岁时，因圆广寺众推荐，助化闻长老料理请藏检阅事宜。随即应邀，伴同化闻和尚前往普陀山法雨寺.后被聘为法雨首座，主理藏经。遂安单藏经楼，念佛阅藏，精进不己。此后，一直住法雨寺潜修。直到一九一四年，高鹤年居士将其四篇文稿刊登于《佛学丛报》后，印光法师才逐渐开始应世弘法. 自四论发表后，徐蔚如居士于其见解甚为服膺，遂极力搜集印光法师的弘法文字。于一九一七年，先以师与其友信三封，印五千本送人，名曰《印光法师信稿》。一九一八年，又以历年搜得之文稿二十二篇于北京木刻刊行，名曰《印光法师文钞》。一九一九年，继以录存各稿三十八篇在京刻印，名曰《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因《文钞》文字般若感人至深，南方细素索阅颇众。一九二零年，徐氏即将初续两编合排，按类编次，并增新征文稿三十四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排流通。随着《文钞》的刊行，印光法师的佛学思想亦广为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至此，他不得不正式出世弘法了。 刻印流通典籍，可以说是印光法师应世弘法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徐蔚如排印的商务馆《文钞》基础上，他又木刻了扬州藏经院本。后来，又先后排印了商务馆增订本和中华书局增广本(即现在流通的《文钞》初编)。一九三九年，又排《文钞》续编。印光法师逝后，罗鸿涛居士又编《文钞》三编，直至一九九零方才问世。除《文钞》外，印光法师还修校、排印了许多其它弘法书籍，其中主要有《安士全书》、《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寿康宝鉴》、《历史感应统纪》、《伤终津梁》、《净土十要》、《净土五经》、《净土圣贤录》及四大山志等数十种。综观来看，因果、伦常及净土是印光法师刻印弘法书籍的核心所在，而这亦恰是近代佛教复兴特别是净土兴盛发展的精要所在。 除刻印流通典籍外，印光法师在弘法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指导和推动了净土专宗道场的创建。苏州灵岩山寺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南京三叉河法云寺、杭州弥陀寺、庐山青莲寺等。印光法师着手订定的五条核心规约，不但积极有效地回应了僧制改革的时代呼声，而且还还显著地推动了净土在近代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总而言之，印光法师通过刻印流通典籍和指导净土专宗道场的创建，最终使其弘法理念得到了充分地宣扬和有效地实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正反映了其思想具有强大的理论活力。 若对印光法师一生的弘法活动及其佛学思想进行总的概括，因果可以说是其贯彻始终的纲领。针对当时道德沦丧、僧团腐败的社会现实，出于救世以利民生、护教以续慧命的宗教热诚，印光法师一方面极力驳斥理学家之流对佛教因果思想的不实指责，并极力辨正道教、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对佛教因果思想的滥讹，另一方面又积极宣扬佛教因果思想以匡正显讹。就对佛教因果思想的正面宣扬来看，与近代其它佛门代表人物相比，印光法师更加侧重因果事实的宣传及理论核心的说明，而非因果理论的系统诊释和推演，其重心主要是在轮回、伦常及净土等三个方面。轮回是他劝世励僧的理论依据，伦常是他化俗立基的修持根本，净土则是他弘法利生的究竟归宿。三者虽深浅历然不同，却又互为依靠、不可分隔。 立足于清末民初儒学衰绝及佛教脱离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况，印光法师明确提出援儒入佛、以佛济儒的文化互补主张。他从返本归觉、除欲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