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爆发,揭示了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并非风险中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容忍度,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最终作用于金融稳定和总产出。危机过后,货币政策这一传导路径被正式定义为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世界各国纷纷着力于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试图缓解宽松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作用。我国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设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2011年建立了多个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指标（银监发（2011）44号）,2015年构建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2016年提出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金融调控框架。我国目前实施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中,大多数政策的作用对象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可见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发挥作用均需通过银行这一金融机构,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作用关系。那么,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效果以及传导机制?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还能够有助于理解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联系,为政策当局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一定的研究借鉴。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围绕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与宏观审慎政策,利用我国15家商业银行2007-2017年面板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问题。实证结果表明:（1）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能有效抑制银行事前风险承担。资产规模越小、资本比例越低、流动性越差、盈利能力越低的银行,承担的风险越高;（2）不同种类审慎监管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来说,MAPP1、MAPP2和MAPP3审慎工具的实施有益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MAPP4工具对银行（市场型资产）风险承担的作用不明确;（3）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关系取决于货币政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