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是滇缅抗战的触发因素,本文以“滇缅公路如何被言说”来引出滇缅抗战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讨论。在现代文学中,除了滇缅公路之外没有任何一条公路被作家们一再关注与书写,萧乾、谭伯英、范长江、王锡光、刘楚湘、杜运燮、白平阶等作为滇缅公路的考察者、修筑指挥者和见证人,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书写内容。为了保障公路的畅通,远征军踏着滇缅公路走上战场,由此,这血条路也劈开了一条通向新的(神秘、新鲜、残酷的)文学空间的路径。而身处战争后方的昆明随着战争的爆发,遭受了严重的空袭,日军一是示威,最主要的是切断滇缅公路,因而身处昆明的南渡知识分子在战火的硝烟中遭受了多次敌机轰炸,昆明则成为滇缅抗战的后方战场。梅贻琦、吴宓、朱自清、费孝通、施蛰存、王力、沈从文、穆旦、冯至、巴金等面对轰炸带来的身体与灵魂的裂伤,他们用文字记录这段屈辱、艰难的岁月,把灵魂的沉痛转化为对家国的忧患、生命的惶惑、生存的沉重的思考。中央军校毕业的黄仁宇,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的孙克刚,战地记者谢永炎、乐恕人、张仁仲、戴广德等,亲历了滇缅抗战并以饱满激情加以书写,他们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一些战役,他们客观而又感性的书写把我们带回到那血与火的年代,悲痛于数万将士埋骨异国荒山。穆旦、杜运燮是西南联大从军师生的代表,战争影响了作家心态及其选材,联大的文学氛围、自身极具个性的创作追求以及特殊的远征体验,让他们的创作与其他的正面战场入伍作家,如谢冰莹、丘东平、阿垅的创作有所差异。穆旦、杜运燮对战争进行冷静而深刻的思考,他们注重自我心灵的探寻与扣问,主要是表现个人的生命关怀。滇缅抗战的发生触发了知识分子们的危机感和参与意识,他们不再单纯地埋首书斋,他们或者试图以学术救国,或者把战争体验化为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生命体验,他们大多用诗歌来凝练、沉淀自己的情感,以散文、杂文来直抒对现实的忧虑,以纪实文学来保留战争的痕迹,以中短篇小说来浓缩战乱时的纷扰与绝望。在血火并交的年代,有的知识分子转向以考察、旅行的方式来寻求文化的根源,希冀以发现少数民族的血性来注入不断孱弱的民族的灵魂。他们不再只是民族坚韧的精神象征,而要成为民族觉醒和反抗的代表,他们不再孤傲地超脱于政治之外,而开始尖锐地批评时政,关注着这场恢弘悲壮的战争。本文以远征军的滇缅抗战为聚焦点,以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文学生态和复杂体验来分析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历史记忆。在与当代文学中的有关滇缅抗战的纪实文学和小说相比较中来看历史叙述的差异。在现代文学的相关作品中：战争作为主语,它具有客观存在的实在性和复杂性,构成作家的表现中心和进行历史反思的对象;战争作为定语,它只是叙事的时间容器和背景,而且作者的意图并不是为了突出这个背景,它可以传奇化或神圣化；而战争作为状语,则可以是一种语境,它成为回到自我经验的一个场所,思考战争中的个人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