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并没有出现如新古典经济所暗含的绝对趋同现象,而是呈现出俱乐部趋同趋势,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增长趋异,另一方面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增长趋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其GDP增长率出现了下降,并且本轮经济增长减速并非是外部冲击造成的周期型减速。中国已经难以再回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时期,而是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针对这些现象,本文提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中等收入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中国的高速增长难以持续?新常态下中国工业发展何去何从?本文的整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论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的思路、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从卡尔多定律、产业转型和中国经济增长三条主线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给出评价。第三章分析了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阶段与特征事实,结合工业的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和产业结构转型,构建了工业化与驼峰型经济增长趋势之间的联系。第四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从卡尔多定律的适用性和工业部门较高TFP增长率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型前期,工业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第五章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地位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提供了解释。第六章集中讨论新常态下中国工业部门的地位并且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未来中国工业结构升级问题。最后,第七章对论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概括,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生产效率增长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工业的引擎作用源于劳动分工、干中学、集聚与知识外溢、高R&D投入带来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以及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资源再配置效应。第二,随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驼峰型趋势,这是工业化进程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果。产业结构转型前期,国家从农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经济增长加速。但是一国的工业部门不可能无限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和资本深化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化的作用下,工业部门份额出现下降,进入产业结构转型后期。随着产业结构不断服务业化,国家从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经济增长减速。因此,工业部门增加值、劳动力份额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最高,不仅高于农业部门主导的低收入国家,也高于服务部门主导的高收入国家。第三,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型主导型经济转换的产业结构转型拐点,因此其增长速度也从先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增长高于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增长、资本深化等因素推动产业结构不断服务化,最终工业部门份额下降,经济也减速增长。第四,新常态下,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工业内部结构亟待升级。虽然,工业部门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服务业部门所替代,但是从前后向产业关联的角度来看,工业对经济增长依然重要。此外,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以往过度依赖投资的发展方式和高端人才缺乏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升级的制约因素。针对以上结论,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为：正视经济增长减速问题,调整经济增速预期；改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让位市场经济机制；消化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适应需求变化；重视技术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协调三次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此外,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研究结合工业的引擎作用以及产业结构转型,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率表现出的先增加后下降的驼峰型趋势。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多集中于解释经济增长的某个阶段,如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初期低水平陷阱的马尔萨斯理论,较好解释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新古典理论,以及研究过渡时期的发展经济学两部门模型。即便是以长期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的统一增长理论也仅包括经济从停滞到增长的过程,但是并未涉及经济起飞之后的减速阶段。本文的研究涉及经济停滞、起飞增长、增长减速阶段,丰富了对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第二,研究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换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中国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增长奇迹,但是随着新常态的到来,我国进入了经济增速调整期。关于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以及当前的经济减速现象,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解释。有从人口红利,劳动力规模和储蓄率变化的角度解释,有从结构失衡,国内需求不足以及投资过度造成的产能过剩的角度考虑,也有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资源再配置过程减速等角度展开。本研究结合卡尔多定律,从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部门地位转换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第三,研究重新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的TFP增长率。本文采用DEA-M指数法对中国工业部门分行业的TFP增长率进行了测算,该方法避免了函数形式错误估计对测算结果造成的影响,而本文与同类DEA-M指数法测算中国工业TFP增长率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点：1)使用固定资本存量而非固定资本净值作为资本投入；2)在对TFP增长率的分解上采用了前后假设统一的Ray(1997)方法而非普遍使用的Fare(1994)方法。第四,研究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进行了国际比较。不少分析中国当前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直接将我国目前的各项指标与当今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得出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差距依然巨大的结论。本文将比较对象限定在发展阶段相近的时期,具体来说,将中国指标与发达经济体处于减速换挡时期的指标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的结论更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