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原于道”的文学观念,多年来一直是困扰“龙学”研究的一大症结。鲁迅关于“道之文”的所谓“汗漫”之说,①也一直为“龙学”界众多学者所认同。②本文首先从这一“汗漫”之说开始,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汗漫”理解,究其实质,实在于对“道之文”之“道”与“经,恒久之至道”之“道”这两个“道”的不理解的缘故。从《宗经》篇“经,恒久之至道”之“道”来理解《原道》篇“道之文”之“道”,必然产生“汗漫”之感。 有鉴于此,笔者从《文心雕龙》对“原”与“源”的区别使用,对《原道》篇首段之“道”、“文”、“德”、与“大”等的意义分析,论证“道之文”之“道”是与“经,恒久之至道”之“道”相区别的形上之“道”,这一“道”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终极依据为“经”奠定了存在的形上基础;而“经”经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道—圣—经”模式,“圣人之文”——“经”就作为“道”之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也即汤用彤所谓之“表现天地自然之充足的媒介”,③自此具备了坚固的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 接下来,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述刘勰何以会对“道之文”产生这样的理解? 第一,从刘勰“文原于道”的观念与经学玄学化思想理路的一致性方面,论述魏晋士人面对东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和经学危机,人格修养上兼修儒道,经学理解中援道入儒,对圣人人格和儒家之道做出了重新的、创造性的玄学化理解,“经”成为“圣人体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