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关于中部某地基层干部如何具体实施上级制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民族志研究。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扶贫成绩硕果累累,尤其是在近些年随着国力的增长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逐步将扶贫政策的精度提高以后,绝对贫困现象在中国的逐步消失,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消除贫困与社会治理的典范。不同于大量的与贫困问题本身以及与贫困人群本身相关的研究,本课题将研究对象锁定为那些真正去脚踏实地执行扶贫政策的人群——基层扶贫干部。笔者将政策执行者作为本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对象,运用人类学学科方法对其生存社会结构与群体文化知识进行解读,试图了解精准扶贫政策是如何通过这些基层干部从冰冷的文件转化为一个个具体实践行动的。同时留意到,在脱贫攻坚进程当中,精准扶贫的政策不但受限于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受制于社会结构框架,还受制于政策执行者个体及其面对的因素。在观察和探讨基层扶贫干部群体的时候,除了要关注当地特有的地方知识和群体文化之外,还需考虑群体本身所对应的历史地位和当前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某村庄为基本田野点,但又不仅限于单个社区,也将视野适度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县域内基层扶贫干部其他工作生活场域。通过将学科理论付诸田野调查实践的探究思考,笔者相信:微观上,基层农村社区的发展过程不单是由外部干预造成的,也由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关系、利益诉求和文化偏好塑造。上级部门运用工作检查等方式“规训”基层扶贫干部,而基层扶贫干部又被乡土情理文化深度影响,其多重身份是通过基层工作的实践所获得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反过来又限制了扶贫工作的施展空间。宏观上,在“祛魅”潮流的冲击之下,精准脱贫工作却成了基层社会“复魅”国家意义的核心战场。脱贫工作本身仰仗的是“现代性”与“祛魅”,但扶贫实践导致的国家“在场”又成了对“现代性”与“祛魅”本身的反动,展现的是“后现代”的“复魅”。基层扶贫工作安排具有了文化价值意义,彰显着国家概念并凝聚社会不同群体,其不但是社会功能所要求的社会结构,也是文化功能所需要的社会构造,这也解释了为何基层扶贫工作会被部分人误认为无效或资源浪费。本论文的研究意义集中在为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乃至整个基层的政府治理实践提供更全面的视角,督促政策的制定者与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对话,引导政策治理的实践与各方群体相协调、与群体文化相调适。愿能对脱贫攻坚乃至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提供哪怕微乎其微但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