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互联网领域中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情况也层出不穷。互联网平台因为具有双边性和网络性的特征,使得传统的《反垄断法》规范不能完全适用于互联网领域中反垄断案件。网络购物的行为是互联网平台主要的竞争方式,比如京东、淘宝、支付宝、微信红包等。这些平台的市场争夺也是越来越激烈,在此过程中,有的平台企业会运用其独特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行相应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活动,从而影响其他竞争者的竞争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对整个国家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形成了难以忽略的影响,比如,中国电商平台企业的“二选一”、腾讯与360之间的“3Q”战,等等。中国《反垄断法》其立法目的与宗旨,正是为打击商业垄断活动。但是,将这部法律应用到互联网平台时,就会发现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表现为传统实体市场领域中采取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机制适用于互联网平台领域中存在的困境、传统实体市场中划分的市场区域的标准适用于互联网平台领域中的不足、以及由于网络市场的特点（网络外部性、双边性、非价格中心主义、虚拟市场与实体市场的重叠覆盖性、影响因素多重性等）为传统网络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提供了难题。关于上述问题,本文重点从立法的层面研究了网络领域反垄断面临的技术难题,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领域的网络外部性、双边竞争性、地域范围模糊化、动态性以及数据化等特点,传统反垄断法的需求替代分析和定量SSNIP检验等方法运用到互联网平台中都会遇到一定问题。第二,互联网企业市场主导地位的形成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市场的特点,互联网产业的创新竞争大于价格竞争,垄断与竞争同时双向运动的市场特征,稳定与多变并存的市场结构,促使互联网企业的市场份额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使传统方法难以识别互联网企业的市场主导地位。第三,互联网平台滥用互联网行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如价格滥用、价格歧视、拒绝交易、指定交易和捆绑销售,比传统行业更为复杂。互联网行业的这些垄断行为不仅不能提升互联网市场经济效率,而且破坏了互联网行业的竞争秩序,造成了排斥和限制竞争的负面影响。针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面临的这些困难,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借鉴国外的一些优良做法,并结合我国现阶段法律体系的现状和基本国情,给出相关的完善建议。笔者认为应在观念和技术两个层面去探寻合理的出路,解决困难:一是明晰相关地域市场的范围,实现针对不同案件适用相同界定方法的目标,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二是在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的界定上,改进传统的SSNIP测试方法,努力解决SSNIP测试方法在互联网行业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的内容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五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从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入手,分析互联网平台领域中垄断行为的表现方式,分为价格垄断和非价格垄断两种方式。第二部分是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危害性的阐述,进而反思规制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法律规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本文撰写的意义所在。第三部分是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法律规制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包括相关市场和相关地域的范围界定、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等进行阐述。第四部分针对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法律规制遇到的困难,借鉴国外的一些优良做法,并结合我国现阶段法律体系的现状和基本国情,给出相关的完善建议,进而明确界定互联网企业的相关市场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完善我国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