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国际传播实力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传播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际传播机构作为综合国力的支撑,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捍卫中国国家利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传播在构筑影响力与渗透力方面遭遇到了种种“壁垒”,这些“壁垒”既有中国传播物质基础不足的因素,但更多的来自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不足。依据特定的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就成为当务之急。通过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解读,本文认为,亨氏所设想的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两个理论前提和一个理论模型,两个理论前提是,核心文化的稳固性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普世性。根据这两个理论前提,笔者首次用图例的方式勾画出了亨廷顿设想中的国际关系格局,既区隔不同国家的因素可以分为: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三要素依稳定性的强弱从内到外依次排列,此三要素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冷热,三要素越重合则两国越接近,分歧越大则国家间隔阂越深,本文研究认为,这一理论模型事实上也勾画出了影响跨文化传播及其效果要素之间的关系。依据这一理论模型,通过对中国国际传播机构的性质,体制,工作宗旨的分析,本文指出,中国国际传播当前面临着国家利益冲突,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隔阂这三层“文明的藩篱”,要突破这三层“文明的藩篱”,需要对传播策略与传播内容进行改革,而更深层次的变革,则来自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