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合同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法的定金制度蕴含着防止毁约的核心功能,这也是预约合同最初的含义。此后,随着社会交易实践的不断发展,预约合同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含义---约定订立本约的允诺。随着预约合同的理论学说逐步发展成熟,这一制度被各国通过立法或判例的形式在本国确立。预约合同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算太长。2003年出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首次引进了预约合同,2012年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则是对其适用规则的初步完善。由于预约合同在交易实践中运用愈加广泛,为了应对实践需求,我国《民法典》吸收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条的基本规定,于合同编第495条增设了这一制度。从内容上看,《民法典》并未对该司法解释进行全面改革,而是对其基本规定吸收改造,运用概括性的表述将预约合同纳入我国立法。这更像是一种立法宣言,表明了我国对预约合同制度予以重视的态度。观察我国《民法典》第495条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对预约合同制度的规定停留在框架层面,模糊了其构成要件、法律效力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在这种概括式的立法模式下,如何处理预约合同纠纷将极大地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对预约合同的具体适用规则展开深入探讨,力图寻求统一规范路径。遗憾的是,当前学说众说纷纭,并未形成通说,有待继续探索。本文对我国《民法典》建立预约合同制度的该当性进行分析,明确其设立目的与可行性基础。与此同时,针对我国预约合同制度存在的法律漏洞,本文在参考借阅诸多学者的理论成果,考察域外国家的预约合同制度设计与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通过界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以明确预约合同的内容确定程度,为避免预约合同制度流于形式而赋予预约合同缔约效力,在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等情形下排斥继续履行的适用,在参照本约履行利益的基础上,依照可预见性规则对预约合同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进行调整,承认预约合同公证的法效等,以期预约合同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