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试图立足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探讨美学的可能性。“可能性”问题框架决定了,美学既不是一个僵化体系的残骸,也不是彻底的“无”。在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基础上自我生长着的美学,介于这两者之间。形而上学给美学提供了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复并激活这一“中间地带”思想张力的潜能。但如果对形而上学做“形而上”(抽象、僵化)的理解,以上的构想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后形而上学”破除了对形而上学所做的“形而上”的理解,将形而上学视为西方思想无限自反、一再回归自身根基之批判性的标示；而“后形而上学”恰恰是对这一标示之“标示性”的自觉。这样,以“后形而上学”对西方思想所做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为美学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本体论保障。在本体论基础之上伸展开来的美学学科,并不能彻底将形而上学的思想“债务”一笔勾销。美学在对这笔债务的承认和担当中进行着自我建构。这门学科的自我建构过程,也是承继了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性所进行的自我辩白。美学的自我生长,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在这种“建构”和“辩白”中,将形而上学的债务以“后形而上学”的方式予以重述。这些债务包括,第一,对整全世界的追求和这一追求的辩证表达。形而上学所预设的非中介的整体世界,美学以对“感性”、“美”、“自由”等所做的辩证表达,赋予其现代性的血肉。第二,近代认识论所提供的理论言说框架,仍然是美学自我表达的基本语法。任何试图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仅从存在层面、而且从表述层面轻率抛弃的理论,都忽视了美学自我建构的复杂性。第三,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设定(理式、存在、上帝、主体、语言等等),从“形式化”的外在先天设定,转换为内在精神之“魂”。在“形而上学”已经不具有社会机体凝聚力和意义构型力的现代性中,辩证地表达这种精神性追求,具有为现代性“招魂”的意义。以上“债务”并非仅仅具有消极意义,在建构现代世界方面,它们同样会转化为积极因素。要想实现这种转化,就需要深入形而上学自我批判的内在史中,完整而本质地经历形而上学自啮其心的艰难历程,经受这一历程中重重辩证法的折磨。本研究在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程序中经受了这一过程。尼采对形而上学毒害史作出系统诊断,并以“生命”为号召,呼吁对西方思想进行根本性疗救。在疗救的极端处境中,尼采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疗救本身的“形而上学性”。疗救的强烈愿望和疗救自身的毒害性,两厢对照,使尼采自陷绝境。尼采被逼到思想的边缘,也将形而上学带到边缘。这一边缘站位,正是“形而上学”自反性的极端呈露。“生命”成为尼采用以警惕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迷误的醒目灯塔。尼采以“凡有生命之处,就有美”作为生命美学的总纲。由于“生命”时刻提醒对形而上学的迷误的警惕,生命美学就成为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标示,生命美学也成为对于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经受”。海德格尔以“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激活了形而上学中内蕴的自反性。在有可能掉入“无”的“存在”,与定形化的“存在者”之间,用“真理”和“艺术”作诱饵,诱使我们进入美学得以萌生的本体论领域之中。在形而上学自我批判的历史中,海德格尔确认了古希腊意义上的本质性的“美”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美学”的弹性对峙,即,正是在本质性的“美”不再可能的现代性中,“美学”科学诞生了；“美学”既是对本真“美”的回应和保存,又是对它的“遮蔽”和“遗忘”。海德格尔将这一遗忘过程与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作了互文性阐发,提示了回归本真美的可能性,要求我们至少对这一“遗忘”本身不再遗忘。这样,海德格尔的美学就是形而上学自反性即“后形而上学”的映照。“存在论差异”既是对形而上学自反本质的揭发和呈现,也是对美学自我生长之可能性的本质确认。海德格尔以形而上学自我嬗递的历史为背景进行的美学发生学探源,天然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通过对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经受”,在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基础上阐发的“美学发生学”,与以鲍姆伽登为标志和开山者的“美学发生学”,形成呼应。参照后一种美学发生学,前一种发生学可以看作是美学的“内史”和“前史”。作为“前史”的“美学发生学”,自觉地与任何一种僵化的美学体系保持距离。把美学保持在“前史”状态中,是一项本质而艰辛的思想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