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针对春秋时期的盟誓现象，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探讨:第一，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证盟誓的礼仪制度问题;第二，通过对春秋盟誓的核心以及春秋时期亵渎盟誓行为的考察，对春秋盟誓的性质和状态进行重新评估;第三，对传统经学关于会盟与“《春秋》笔法”的研究进行清理和总结，以澄清一些与春秋会盟相关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为窗口来审视《春秋》和《春秋》学的本质。　　在春秋时期的盟礼仪程中，总是先“读书”而后“歃血”，不是先“歃血”而后“读书”。盟书是在盟礼举行之前，由主盟方的国君或大臣授意，由祝官负责撰写，由司盟负责宣读的。宣读盟书的司盟之官很可能是史官的一种。在先秦两汉的盟誓礼仪中，同时存在“司盟读书”和“歃血者读书”两种现象。关于盟礼中歃血的方式，传统的“以口饮血说”更符合历史事实，近年来流行的“以血涂唇说”是歃血之礼发展到后世的一种变异。在盟誓活动中，盟主必然执牛耳，执牛耳的一方也必然是盟主。赞牛耳和执牛耳是相互配合的两件事，执牛耳的是卿大夫，赞牛耳的是戎右，两者不能混而为一。春秋时期盟礼中由哪一方主盟和执牛耳的问题，主要受到了国力强弱、等级尊卑、政治形势、主客关系等四个因素的影响。只有综合考虑这四个因素，才能在“礼坏乐崩”的历史背景下，找到历史事件内在的秩序性和现实的合理性。　　盟誓的本质就是一种信任关系或信任机制的建立。构成联盟信任机制的因素，就是盟誓的核心。盟誓的核心因素决定了盟誓活动的产生及其本质特征，并且进一步保证盟誓的质量，维护联盟的存在和发展。一切盟誓现象的时代特征，都应该从盟誓的核心机制及其变化中来寻找答案。本文对盟誓的核心机制从产生之初的原始氏族时代到渐趋衰败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先秦盟誓活动从形式到内涵在西周时期已经臻于成熟和完善。此时的盟誓活动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出现，呈现出极大的稳定性。然而进入春秋时期，王权、神权和族权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乎同时崩溃，盟誓的核心机制也随之瘫痪。于是诸侯间的盟誓行为日趋频繁，国内的盟誓现象也开始增多。同时，盟誓核心结构的蜕变导致了联盟信任机制的失灵，而作为春秋时期盟誓核心的诚信因素和霸权因素又不足以保障盟誓的质量，从而导致了大量背盟、屡盟现象的发生，这是春秋时期盟誓活动数量激增、频率极高的另一个原因。盟誓的数量和频率往往与盟誓质量成反比，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春秋盟誓在频率和数量上“冠绝古今”的特点便认定其为盟誓的繁荣或成熟期，因为这种表面繁荣的深处凸显出的是盟誓本质核心的衰变、盟誓质量的下降以及联盟信任机制的失效。所以，与其说春秋时期是盟誓的繁荣期，不如说是盟誓的蜕变期或者衰变期更为合适。　　本文针对《春秋》所记载的诸侯会盟之事，选取其中六处被传统经学家认为包含有“《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书写方式进行深入讨论。研究结果显示，所谓“《春秋》笔法”，其实远不如经学家们所想的那么幽深玄妙，皆是人之常情的道理。我们大可以先将历代学者五花八门的褒贬之说放在一边，而只需基于两个因素去考虑:一是基于历史事实，一是基于尊鲁、尊公的立场。《春秋》虽有一定的笔法义例，但解读之时，要善于执简御繁。先儒对《春秋》笔法的解读纷繁复杂，归其因在于两点，一是事实不明，二是《春秋》性质不明。若是堕入了孔子作《春秋》为后世制法的迷雾，专事于探求字句之间的褒贬凡例，在《春秋》学已经淡出意识形态领域而成为纯粹学术研究对象的当今，恐怕是此路不通的。本文对《春秋》书盟笔法进行讨论的意义，一是在于廓清经学家们对春秋诸侯盟会事实的误解，二是欲以此为契机来对《春秋》的性质和《春秋》学的源流进行重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