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作为晋江历史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部分社会自治功能。祠堂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具有维系族人团结的重要作用。然而,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法治不断提高、晋江地区以“家族企业”为支柱正遭遇发展瓶颈的双重背景下,晋江家族难免产生纠纷,甚至卷入诉讼,至此,与祠堂相关的纷争亦浮上司法舞台。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无针对“祠堂”有关的事项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祠堂”以何种姿态亮相法庭?背后的家族又扮演怎样对角色?法官如何运用可能存在漏洞的外在秩序与难以直接写入判决书的内在价值秩序对相关诉讼进行评断?本文将对此展开讨论。并按照祠堂兴建、运行、废弃的顺序进行相关的个案分析构思本文框架,集中讨论当中各方角色与法官的判决方式、诉讼前背景。祠堂从兴建到废弃,处处存在诉讼“雷区”。在族人选址修建时,祠堂便有可能成为家族之间、家族与政府之间产生矛盾的导火线,而之后在施工时,可能成为劳务者受伤之地,也可能遇到“无妄之灾”,并因此给家族代表带来麻烦;运行时的祠堂,有时成为族人间互殴、聚众赌博、游行示威的场所,有时成为诉讼一方因拆迁补偿款分配问题而据理力争的文化依据,有时则亦成为因风水而引起的物权保护纠纷对象;而废弃之后的祠堂相关纷争,均与“拆迁”有关,而“祠堂”均成为族人自我主张的的象征资本。在此当中,祠堂有时是族人（无论哪个民族）依靠的力量,但有时也成为部分族人背弃的对象。有的祠堂热闹,但有的祠堂较为无人问津。有的祠堂敢于同基层自治叫板,但有的祠堂亦与基层自治组织一起对政府提起诉讼。这背后,与族人的整体素质、所面临的不同处境都存在关系;也意味着对“家族”的评价若只是一刀切则显得太过武断。复杂,意味着多元。对于穿梭于各个政治体之间的闽南人来说,这给予了他们对“家（族）”价值进行革新或轮回的无限可能。在家族之内,族人产生纠纷的原因包括三个:首先是个体张扬过度。晋江的个体自由并未被祖荫遮掩,反而由于其航海背景而显得张扬开放;第二是家长合意巩固不牢。晋江有史以来具有家族合意的商业传统,迄今为止仍保持,但部分商业行为与某段时期当下的法制难免相悖,使得几方需要承担艰巨的压力;第三是因在前两者基础之上形成的不够深刻的家族观念。而为何多方选择诉讼以处理祠堂之外纠纷?一,家族（包括其它民间力量）、基层自治组织、基层政府三方共同存在却又不可替代;二,依法交往成本较高。三,在当下背景下,诉讼为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法官作为一个上通法律权威、下达民情的媒介,尽管受“内在价值秩序”的约束,但在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入裁判的背景下,均没有直接引用相关术语。这样,法官大体依照“外在秩序”判决之后,有时仍可以成为公正的决断者,但有时也存在无奈,在理清来龙去脉后,往往发现若依法判决,并不能使家族成员获得任何民间观念上的公平正义感。所以,基于法情难同两全的现实原因,法官在面临这类诉讼时,往往选择以内在视角进行调解。具体来说,即着眼于国法之外的闽南传统规则（习俗）适用者与接受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