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在对违法行为人作出治安处罚行政行为时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而抽象的法律条文并不足以应对具体的复杂状况,故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必要。公安机关可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行政相对人处罚,给予什么种类的处罚,处罚应在哪个限度之内。但因为治安处罚与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息息相关,若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必然会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也会损害政府公信力,不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最小损害原则是指在多种手段实施后效果相同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选择损害最小的手段。其不仅是公安机关作出治安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依据,也是法院在行政审判活动中衡量公安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的重要标准。法官在行政诉讼活动中适用最小损害原则对治安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不仅可以实现治安处罚行政行为对公民权利的最小损害,追求治安处罚纠纷的彻底解决,而且可以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由于学界对最小损害原则中最小损害的认识并不统一,立法中也没有关于最小损害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小损害原则时就存在最小损害原则与均衡性原则混淆适用、与适当性原则未能兼顾适用、裁判说理论证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最小损害原则在治安处罚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优势。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最小损害原则的深层次内涵,不断完善相关的立法规定,从确立最小损害的认定标准、明确界定最小损害原则与均衡性原则、兼顾适用最小损害原则与适当性原则等方面完善最小损害原则在治安处罚行政诉讼中的适用,提高最小损害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可操作性,促进治安处罚行政争议的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