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经历着复杂而跌宕的制度变迁。本研究通过对晚清民国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分别进行变迁史梳理和多元比较,追溯历史渊源,探究变迁分期与整体图景,比较多元样态,总结变迁轨迹与主题,从制度史、观念史等方面探究形成这种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存在着本土发生和外部嫁接双重制度之源。首先,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存在着本土之源。滥觞于清乾隆时期的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虽然在制度形态上较为稚拙,也没有关于“董事会”的明确表述,然而在董事、结构、功能、运作等方面,已现雏形,具有官府掌控和民主萌芽的双重特征。制度设计上,制度文本远未规范,“董事”概念含混模糊,董事产生方式兼具民主公举和家族继承等多重方式,董事会被定位为书院内部日常管理机构。传统书院董事会的制度样态或制度观念,在清末新式学校和改制后的传统书院,甚至在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沿袭。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外部之源,包括了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和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是对西方公司董事会制度的学习与模仿,在裹挟着政治集权和官督商办的传统理念下,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职权最终被定位为“筹资非治理”。美国校董会制度对清末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美国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而言,美国校董会制度是其直接取法的样本。清末以降,向西方学习的风潮下,美国校董会制度对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念影响。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经历了滥觞期、初创期、形成期、调整期四个变迁阶段,制度设计从粗疏凌乱到日渐规范。自清代乾隆以降出现了制度滥觞之后,随着清末教会书院向教会大学转型,教会大学开始因地制宜地构建“西方托事部——在华校董会”双层董事会治理模式。同时,国人办理的各类新式学校也开始尝试董事会制度的文本建构与制度实践。这一时期,校董会制度依然作为一种在数量上不占主导的制度而维系着“边缘生存”。民初北洋时期,是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形成期,多元样态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在私立、国立大学中先后出现并逐步完备,构建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南京政府时期,是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调整期,在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与制度规约下,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经过多次改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中国化;私立大学董事会也经过反复调适,部分缓解了校内治理矛盾。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历程表现出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控、从权力中心到体制边缘的变迁路径。这场制度变迁充斥着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在政府、教会、军阀、商人与校方之间交织,政府的渗透与拆解,教会的遥控与联合,军、商的注资与参与,校方的治理与独立,无不在制度天平上变换着权力砝码,造成了大学董事会制度结构与功能定位的变迁。国立大学董事会由于与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央政府发生了角色冲突,很快便被取缔。教会大学的治理权实现了从“西方托事部”向“在华校董会”的转移,“在华校董会”也自此实现了由托管经营向学校治理的功能转变。私立大学董事会在经历了反复与调适之后,定位为筹资与顾问机构。最终,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的权力转移。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国立大学董事会存在不同的权力定位。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定位于筹资与宏观决策机构,且止步于校内学术与教学权力,与评议会等机构形成制度平衡。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董事会的权力定位往往越过筹资与宏观决策权,干预或掌控学术与教学权力,与评议会形成权力冲突,校内治理问题频发。比较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史,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处于完全不同的成长阶段和制度环境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民主、法治环境的缺位,造就了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的中国图景。在观念史上,由于深受清代传统书院时期形成的“董事”观念的影响,董事往往被理解为学校的监督管理者,同时受到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投资非治理”的观念影响,学校投资人鲜有共同参与大学治理的理念。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从办学者到投资人,对于大学董事会的功能定位也存在着独特的中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