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交往格局开始从朝贡体制向主权国家的模式转变。法权会议作为一次收回法权、争夺主权的外交努力正是在这种新型国家交往方式下发生的,它体现了国家与主权观念的勃兴。此次会议源于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治外法权的决议。1926年,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组成调查法权委员会,来华调查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并最后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以决定是否放弃领事裁判权。列强由于顾及在华利益并不打算放弃领事裁判权,同时中国混乱的政局和不尽如人意的法律施行状况让他们觉得一旦放弃,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北洋政府也借此与列强进行了艰难的交涉,但由于以上原因,会议最终决定不取消领事裁判权,而只是出具了一份描述中国法律及司法状况的报告书。法权会议报告书陈述中国法律无宪法之根基、立法混乱、法典不完善、司法不独立、军人干涉司法等等,今天看来不无中肯之处,它对中国法律的评判对于近代法律的改良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从近代中西强弱态势来看,报告书更是一份裹挟着枪炮的教科书,而当时一部分国人甚至认可了其中的结论,就更加体现了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标准。因此,审视法权会议报告书的制作过程及其内容有助于了解近代法学发展的脉络,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