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用地需求大量增加，征占农业用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并迅速扩大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的产生是正常现象，但是因为农民失地而导致的各种问题却是不正常的。近年来，由于征地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征地补偿费偏低、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等问题，导致一些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门，有的失地农民为了表达利益而抗争不断。由于制度化渠道难以取得成功，失地农民偏向采用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本文即是在这样的国情下通过一个村庄的个案来研究失地农民集体上访行动的发生机制。　　本文认为农民是理性的，并且把理性作为分析失地农民集体上访行动的基本假设。集体上访是失地农民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行动，这种理性贯穿于集体上访行动发生机制的各个阶段。同时本文也认为农民会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农民的理性计算的同时也带有一种情感冲动，这种理性特质与感性特质的交织使失地农民集体上访行动成为可能。　　本文把集体上访行动发生机制分为三个节点、两个过程。这三个节点分别是导致集体上访的利益冲突、集体上访群体意识的形成、集体上访行动的发生，相对应的两个过程分别是从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到群体意识形成的建构过程、从群体意识向集体行动转化的过程。集体上访的发生机制从具体的事件开始，展开于群体意识形成和向集体行动转化中。　　本文认为，从失地农民利益受损事实发生到集体上访成行不是自发和必然的过程，而是参与主体自身意义建构和动员的过程，参与者不断建构自己具体问题的意义性，进而形成群体意识并最终向集体行动转化。面对资源的缺乏和自身知识等的不足，失地农民发挥了他们的主体建构性，利用关系网络和身边的各种资源从而使集体上访得以发生。首先，社会环境、传统意识和新观念会影响失地农民对利益受损事实的解读，这种解读是集体上访的原始心理准备。同时这种解读与以农村关系网络为基础、在血缘和地缘影响下形成的集体信仰相结合，在行动领袖动员和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沟通过程中，集体上访的群体意识得以形成和提升。最后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物质准备充分后，行动领袖发挥关键作用，在有利政治机会和有效外界社会资源帮助的推动下，行动得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