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微妙，在很长时间里评论界对其作品的价值以及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有争论。评论家R.L.格林称他为“英国文学中最有争议的作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了解吉卜林的作品以及他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文学风格的变换和各种文学理论的兴起也为其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今天人们大都会同意现代英国文学巨匠T.S.艾略特对吉卜林的评价:吉卜林是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而又决不能轻视的作家”。　　鲁德亚德·吉卜林素称“帝国诗人”，人们一直将其与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而其印度题材小说最能显示他与大英帝国的关系以及他的帝国主义观念，因此，这些作品以及研究这些作品就显得特别重要。许多人认为吉卜林的主要作品都完成于1900年之前。在研究中评者大都比较注重他的印度题材小说，从中找出他的帝国主义倾向，或是论证他的身份危机。但是少有评者注意吉卜林在其印度题材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其作品比较复杂，在各个时期的创作中都涉及到其帝国主义观念和身份危机，因而其意识形态的变化就不明显。尽管如此，本论文作者还是认为，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实际上经历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总的来说，他的前期印度小说帝国主义倾向比较明显，而其后期印度小说则更多地表明他对印度的热爱以及他的东西方融合的观念。　　吉卜林的创作受其经历影响甚大，这已为评论界所确定。其印度题材小说也是如此。在本论文中，将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吉卜林在英国中学毕业后去印度作了七年记者兼编辑。他在这七年中以及随后回到英国初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为第一个时期，均结集出版，计有《山中的平凡故事》(1888)、《三个士兵》(1888)、《雪松下》(1888)、《鬼影人力车》(1888)、《小威利·温基》(1888)、《黑与白》(1888)、《盖茨比一家的故事》(1888)、《生活的阻碍》(1891)等。吉卜林在自传中称他在印度作记者的七年是“艰辛七年”。这不仅因为其工作强度大、环境恶劣，也因为这些岁月直接的殖民接触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他自己的认同危机---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与对生身之地印度的热爱。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就传达了这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吉卜林在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表现出对印度人的同情。此外，吉卜林还着重表现了英国人在印度的困境，以及他们的恐惧和焦虑。吉卜林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大，涉及面广;风格则以写实为主，间或有象征手法的运用，一般笔调灰暗、抑郁。某些作品中也已出现其东西方融合观念的萌芽。　　吉卜林第二个时期的印度题材小说主要写于他婚后定居于美国佛蒙特州布拉特布罗镇的几年。这个时期吉卜林生活安定、舒适，创作上也佳作迭出。其印度题材小说除了几个收在不同集子里的短篇小说外，主要为两卷本的《丛林之书》(1894，1895)。这是童话体作品，以狼孩莫格里系列故事为主体，描写了神奇美妙的印度丛林世界以及莫格里与动物们的悲欢离合。这些故事大都笼罩着梦幻般的童话气氛，迥异于其前期作品，反映出吉卜林心态的安定平和。而故事中对奋斗、法则、纪律、服从等规则的强调则显示了吉卜林一贯的生活哲学，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他的帝国主义态度。他的身份危机在故事中也有体现，尤其是在莫格里系列故事里。在这个时期吉卜林开始认真探讨东西方融合的可能性，但其明显的东方主义态度使他不可能成功地摸索出一条东西方融合之路。　　吉卜林的长篇小说《基姆》(1901)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之一”，也是其最后一部印度题材作品，说的是印度的一个英籍爱尔兰士兵的遗孤基姆与一个西藏喇嘛在印度游荡，寻找传说中的“箭河”和进行“大游戏”的故事。这部作品脱胎于吉卜林早年在印度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后又经吉卜林数易其稿，前后共历十余年才最终于1900年在英国完成，可以看作是吉卜林印度题材小况的第三时期。吉卜林对原稿的修改尤其反映了他对东方/印度态度的转变。小说充满温情地描写了印度的山水、习俗和人民，同时也描写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相互尊敬以及他们精诚合作，共抗外来威胁的团结精神。书中对“箭河”的寻求、“大游戏”、基姆和喇嘛等人物形象都有着浓厚的象征意味。总的说来，这部小说以众多的细节描写阐述了吉卜林关于东西方融合的观念。　　将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分为三个阶段是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因为此前的吉卜林研究中似乎没有这种提法。本论文作者认为，尽管吉卜林所有的印度题材小说中都表现出一种帝国主义态度和身份危机，但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在主题和风格方面差别比较明显，因此据此进行分类还是言之成理的。本论文旨在提出一种新的解读吉卜林印度题材小说的视角，并希望以此对吉卜林研究、乃至英国文学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