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范围内,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令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被迅速推进,全球的产业结构也开始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迅速迈进。随着社会分工的持续深化,生产性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以其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特征优势,占据了制造业产业链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其在制造业高端化进程中的“助推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的支柱和经济发展的引擎。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其与制造业良性融合,将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依附式”发展逐步转变为“引领式”发展,实施由“需求依附”向“发展引领”过渡的战略,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政策,也是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顺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趋势的需要。而在城市群的圈层级结构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模式开始出呈现较为明显的“层级”特征。为此,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层级分工作为重要切入点,深入探析其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3年﹣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9+6”融合发展的15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系统地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的产生机理以及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机制。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实证部分共分四个步骤:首先,利用Moran’s I指数对层级分工与制造业效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其次,基于空间计量的SDM模型采用分步回归法就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予以实证检验;接着,通过三维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直观揭示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影响关系,以进一步鉴别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主导地位;最后,通过被解释变量替换和门槛效应模型替换的双维度稳健性检验方法,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值,检验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与此同时,也拓展性揭示了城市群内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在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影响中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差异。经研究,得到以下重要结论:(1)至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基本形成“核心多样化﹣边缘专业化”的崭新分工格局,各城市内均存在明显的层级分工现象。总体上,层级分工围绕以广州市为首且包含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和东莞市在内的5大核心城市区域,随各城市等级的圈层结构呈“梯度推移”的递减态势。(2)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技术效率整体呈现“倒U型”的时间变化趋势,以2007﹣2012年为下滑时段,系遭金融危机重创所致。在危机前﹣危机期﹣危机后的整个期间,城市群完成了以东莞市和深圳市两大城市为核心区域至以东莞市、深圳市、广州市和佛山市四大城市为核心区域的跨度。(3)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层级分工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依赖于多样化分工机制下的垂直分工效应、网络结构效应与纵向合作效应,以及专业化分工机制下的学习效应、合作竞争效应与人力资源“蓄水池”效应,对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另外,层级分工与制造业效率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促进,相较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影响力更强。(4)珠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显著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层级分工水平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效应。若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可以发现分段线性结构基本呈现出“反Z字形”的趋势,且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效应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为最佳,而对高水平和低水平经济发展的城市的制造业技术效率提升幅度相对趋缓。(5)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发挥城市比较优势;消除体制性障碍,加强城市间分工合作;搭建产业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等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