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的金融观测指标,汇率变动对一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直接影响,并且在更广层面上间接推动包括产出、消费、就业、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发生变动。对于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便是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能源作为现代工业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原材料,一方面,通过直接进出口活动影响外汇收支进而引起汇率变动;另一方面,可通过影响工业产品的出口水平对汇率产生影响。这种能源对自身的定价能力决定权的大小往往对一国经济的自主调节能力具有关键作用。基于此,本文对中美两个经济大国能源禀赋与汇率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发现,能源禀赋对汇率水平确实存在一定影响,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表现的作用方向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现有文献主要通过传统计量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当模型的诸多前提假设与事实相违背时,结果可能出现较大偏差甚至与实不符。本文基于此引入小波工具,从时域-频域对两国能源禀赋与汇率的联动关系进行多尺度分析,这使得分析更具客观性的基础上,不仅得到基于整体水平的关联结论,还得到对应关系在时频域的更细腻表达。全文基于研究背景,对既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简要评述,并以众多学者的观点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分析能源禀赋对汇率的影响,进一步构建出能源禀赋对实际汇率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具备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运用Morlet连续小波变换对这种关系在中美两国的表征特点进行分别考察和比较,并基于多分辨分解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得到中美能源禀赋与实际汇率在时域-频域的、较为详细的动态依赖证据。最后基于实证结果的讨论,对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提出有效建议。其中,实证结论主要有:第一,基于整体水平的结果表明,我国原煤、发电量能源禀赋与实际汇率强负相关性,原煤生产量在D₄+D₅（16至32个月）、D₇+S₇（64个月以上）的中长期剧烈波动常常导致实际汇率同步、反向变动;发电量在D₃（8个月）以上的中长期频域的剧烈波动,将导致汇率滞后、反向变化。而美国原煤、原油、天然气、发电量能源禀赋均与实际汇率相关性较强且作用方向不尽相同,对汇率的调节方式有效且相对灵活。第二,能源禀赋与实际汇率的联动关系主要表现为能源禀赋对实际汇率的变动产生单向推动作用,并且美国能源禀赋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多类别能源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我国相对单一。在我国,16至32个月的中期煤炭生产政策的实施对实现汇率反向调节的目的最为有效,其次为64个月以上的长期战略改革。美国则更具灵活性,存在能源产业类别多样化、且在短中长期水平上均行之有效的汇率调节策略。第三,两国存在一定的共同点:能源禀赋的波动性与市场性相适应,近年来随着产业发展趋于成熟,波动剧烈程度加强,并向16至32个月的较低频域扩散;在2至8个月的短期频域,常常表现为持续期较短地、阶段性剧烈波动,但综合特征均不明显。第四,基于样本考察期内的两国石油禀赋与实际汇率的联动关系均表现较弱,可以推测当前两国国内原油生产水平仍为刚性需求,对于国际贸易及汇率水平的影响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