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性创造,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方略的主要方向。本文试图以“以开放促改革”为主题,对从古至今有关的经济思想作专题性梳理,理清“以开放促改革”的思想脉络,并从经济思想方法论角度理解其内在逻辑性,探索思考未来开放与改革互融互促的路径。基于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理论为参照,本文认为:改革实质上是基于集体行动选择的制度变迁,在长期稳态条件下,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的均衡博弈很难打破,若无一定的“选择性激励”,经济体制就会陷入制度僵化的困境。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外部推动力、冲击力,能够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对各类社会组织、个人产生“选择性激励”,以市场自身的力量推动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与之配套的体制机制,释放市场活力,实现经济增长。研究经济思想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洞察人类内在的思维方式。在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阐述主要研究思路和“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在逻辑后,主体部分从第三章开始,把“以开放促改革”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以经济思想方法论的维度探析其有效性,形成本文梳理的主线:关于古代和近代的开放与改革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第三章。严格意义上讲,古代尚无“以开放促改革”经济思想的系统思考,但有一些主张开展海外贸易、通商互市等开放思想。古代的开放思想并没有与促进国内改革联系起来,对外开放基本以军事需求和增加国家税收为主要目的,每逢遇到危机统治者采取的改革总是沿着加强国家干预、加强中央集权的整体主义路径,海外市场被不断压缩和忽视,以至最后走向海禁、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近代在鸦片战争强行撬开中国国门被迫开放条件下,唤醒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意识。从魏源的《海国图志》、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以开放促改革”经济思想脉络。近代的开放尽管产生了强大的外力冲击,但与之配套的改革依然沿袭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路径,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上,未能促进源自市场力量自身的变革。第四章至第七章主要梳理分析当代“以开放促改革”经济思想,本文划分为酝酿、探索和深化三个时期。第四章着重阐述和分析当代“以开放促改革”酝酿期的思想,即从1949年建国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与顾准、孙冶方等部分经济学家的思想。这一时期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较短时期完成了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在对外开放方面由于国际封锁和自身认识上的误区,基本属于半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困境重重。第五章着重阐述和分析当代“以开放促改革”探索期的思想观点,即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2年十八大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薛暮桥、吴敬琏、刘国光等学者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循序渐进地实现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且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在开放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六章着重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思想方法论作比较分析,以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思想为主。本文认为,除了国际形势的客观原因,两者的对外开放思想有继承、有发展,但经济思想方法论的不同视角、制度变迁的不同方向与方式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成效。邓小平引入开放作为改革的外部压力,从市场本义的逻辑出发赋予个人、企业和基层更多的权利,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更多发挥市场的自发性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第七章主要阐述和分析当代“以开放促改革”深化期的思想观点,即2012年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关于“以开放促改革”的治国方略。本文认为,新一届中央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方法论,并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法治等方面进行深化,呈现出整体性、均衡性和试验性的经济治理思维。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新一届中央以“新常态”思维主导“以开放促改革”的深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和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的多样性。第八章作总结性论述,再次梳理“以开放促改革”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强调开放对改革的“选择性激励”效应,并提出建议:最初的开放总是由于自身改革的困难而发挥倒逼作用,以外部冲击改变内部结构,而随着我国主动融入全球经济化,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开放的“新常态”下,需要更多地完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更好地运用和结合经济思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激发市场的内生力量构建开放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发挥“强化市场型”政府功能,保护个人权利,加强法治,使我国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