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媒介是塑造公众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社会建构机制。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因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主要考察了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具体结论如下：
　　①公众对媒介的长期接触和使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潜移默化的正向累积效应。公众对某一类型媒介的使用和接触频率越高的，其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累积效应也就越显著。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相较于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等新兴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对公众的主观幸福感正向累积效果更为突出。
　　②媒介的信息接触是公众建构政府质量评价的重要社会机制，媒介的长期接触和使用会塑造积极的政府质量感知。电视仍然是塑造积极政府质量感知的主导力量，而手机定制消息、报纸对于改善政府质量感知的积极效应则相对有限，互联网、广播使用暂未显现出对政府质量感知的影响力。
　　③政府是公众主观幸福感形成的重要社会来源，公众对政府质量的认知评价直接关乎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公众对政府质量的感知评价越高，越能显著提高公众的主观幸福感。从影响效果来看，政府质量感知对主观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媒介使用和接触过程本身。
　　④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质上是媒介信息接触参与公众社会认知建构的复杂过程。公众通过媒介的信息接触塑造关于政府质量的认知态度，从而间接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从影响效果来看，电视的信息接触在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而手机定制消息、报纸等媒介的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塑造作用较为有限。
　　⑤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层级差异。相较而言，女性、中共党员、有异性伴侣、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大的社会成员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实证检验了公众的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累积效应。同时发现，公众对不同媒介的使用对主观幸福感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涵化理论视角切入，首次考察媒介使用对政府质量感知的促进效果，但是，这种促进效果相对有限。这说明，政府自身的行政表现仍然是媒介建构政府质量感知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还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发现，电视在对公众政府质量感知、主观幸福感等认知观念的涵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互联网使用并未有效促进公众的政府质量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弱。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托电视媒体开展对政府工作的正面报道仍然是改善政府质量感知，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总体而言，公众、媒介和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提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公众的媒介使用既能直接累积主观幸福感，又能通过改善政府质量的感知评价，从而间接提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