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第一个双边国际投资条约诞生,各缔约国逐步摒弃借助习惯国际法对国际投资关系进行保护,进而转向通过签订国际投资条约这一形式以更好保障缔约国的合法利益,导致了国际投资条约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国际投资争端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从1987年第一起根据国际投资条约所引发的投资争端发生至今,目前已知的国际投资争端已经出现了九百四十余起,而绝大多数的国际投资争端是由于缔约国双方对条约条款的理解不一致造成的,因此仲裁庭如何对条约进行解释是争端解决的重点,对国际投资条约做出准确合理的解释有利于把握平衡好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然而,在仲裁实践中由于仲裁庭在解释条约时缺乏统一的解释方法与规则,致使随意解释、错误解释等滥用自身自由裁量权解释条约的现象经常发生。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日益频繁,发生投资争端案件的数量也不断地呈上升趋势,如果仲裁庭对条约解释不一致性的现象得不到缓解,那么势必会影响整个投资条约体系的可预测性、准确性与合理性的价值取向。《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条约解释方面处于习惯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为仲裁庭进行条约解释提供了统一的解释规则,是保持条约解释一致性的应有之义,然而在仲裁实践中仲裁庭解释条约时却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解释规则,很大的原因在于仲裁庭并未厘清该解释规则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无法准确把握各解释要素先后适用顺序。明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条约解释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严格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的规定,把握各解释方法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有利于确保条约条款的准确真实地解释,增强国际投资法体系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从而为国际投资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障。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指出在国际投资争端中仲裁庭存在对相同或相似条款条约解释不一致的现象,并分析了这一问题的彰显与原因。第二部分分析了国际投资争端中条约解释一致性所应当追寻的价值取向,从可预测性、准确性以及合理性三个层次进行展开。第三部分从价值取向的层面论述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条约解释一致性的应有之义,并阐明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提供的解释方法之间的内在的逻辑递进关系。第四部分基于对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分析,总结出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的有效措施,并结合我国投资实践对我国在之后的对外投资实践中提出可行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