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因为其独特的视听语言,在呈现和塑造“记忆”方面具有文字无法比拟的表现力,所以电影既能呈现和还原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也能塑造和建构社会公众的“个体记忆”。但是就如托马斯·沙兹说的“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电影类型,承担着塑造和传播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政治社会的功能,在中国的整个电影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政治要求和现实需要,主旋律电影要突出呈现和塑造“集体记忆”,因此此时处于集体记忆的“独舞时期”,个体记忆在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处于弱势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大众文化浪潮兴盛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差异化的个体记忆对既有的同质化的集体记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刻板说教式的主旋律电影已经难以满足当下电影市场和社会公众的需求,所以作为“记忆”书写的主体,主旋律电影逐渐成为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互相构建的共谋体。本文在对我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现实环境思考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结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代表性的主旋律电影,从“历史记忆”、“创伤记忆”、“人物记忆”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主旋律电影的“记忆”书写,并对中国主旋律电影对于“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影像书写进行反思。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本选题提出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设计等进行简要的概述,同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二个部分从媒介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三个方面简述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生产环境的转变。第三个部分作为本文的主体部分,从“历史记忆”的特写、“创伤记忆”的改写、“人物记忆”的重写三个方面来分析探究中国主旋律电影“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影像书写转变。第四部分对本文进行了小结,分析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对主旋律电影“记忆”书写的未来发展提出可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