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坛一直没有地位。到了 1973年,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才将澳大利亚文学推向世界舞台。继怀特之后,彼得·凯里又将澳大利亚文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两次布克奖的获得者,其作品在民族文化方面的深切发问,几乎使他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凯利帮真史》作为凯里的代表作,被授予布克奖、英联邦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得到了多方认可。作品塑造了一个澳大利亚英雄,力图挖掘澳大利亚本土的文化精神。《凯利帮真史》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大量运用了现代叙事手法,呈现出明显的复调特征。本文将从叙述话语、叙述结构、叙事文体三个方面展开,较为全面地分析《凯利帮真史》的复调叙事。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由三章组成。绪论 包括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国内外对《凯利帮真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与叙事两个方面,其中主题研究较多,学者们运用后殖民批评、比较文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方法,对作品的文化主题、历史主题、政治主题进行解读。叙事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主要针对文本的权力话语、叙事张力、元叙事、伦理叙事以及含混、改写等叙事方法展开。《凯利帮真史》表现出明显的复调叙事特征,但尚未有人全面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运用巴赫金和米兰·昆德拉的复调小说理论,并结合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批评方法,探讨作品的复调叙事及所蕴含的文化历史内涵,为作品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准确把握彼得·凯里后期创作的现代性特征,重新认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对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仍具有警示意义。第一章 探讨《凯利帮真史》中的多声部话语。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复调小说理论,复调是指“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复调”。他认为复调的实质在于“不同声音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即多声部话语并存。《凯利帮真史》通过不同人物的多声话语来呈现维多利亚殖民地中的压迫、冲突与反抗,从而显示出复调特点。小说主要以主人公凯利的信件形式展开,并在内聚焦中穿插了大量视角转换。非聚焦、内聚焦等视角反复转换,从多角度叙述复杂的场面。作家还在凯利的自述中穿插了评论和报道等形式的记录,同时还使用了对他人话语的引用、转述等方法,将主人公凯利的个人话语、以新闻或报道形式呈现出来的官方话语以及凯利的妻子、伙伴、母亲等其他人的话语融入文本中,使作品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叙事特征。本文在对多种声音进行分析时,也将探讨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例如官方权力话语与凯利所代表的平民话语之间的对话与冲突等等。通过分析多声部话语间的对话性,深入把握文本的复调叙事特征,让读者在多种话语冲突中形成自己对历史真相的理解。第二章 探讨《凯利帮真史》中三线并置的叙述结构。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对布洛赫的复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做了比较,提出复调也指不同情节线索之间的对位或对话关系。在情节结构上,《凯利帮真史》中有凯利帮落草为寇、抗警造反最终失败的情节线索,同时还有生活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爱尔兰后裔处境贫困、遭受压迫欺辱的情节线索,以及凯利的个人成长线索。这种三线并置的叙述结构使得文本在结构上呈现出复调特征。不同的线索展现了作品想要表达的不同意旨,使《凯利帮真史》呈现出政治小说、历史小说、成长小说等不同的面貌,有了讲述民族历史、反思殖民文化、关注人物成长等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三章 探讨《凯利帮真史》叙事文体复调特征。米兰·昆德拉认为布洛赫小说复调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中杂糅了多种文体,有小说、诗歌、报道、随笔。这种文体杂糅使复调小说能够接纳传统小说以外的多种文体形式,成为一种表现力和包容力更强的文学体裁。《凯利帮真史》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文体形式,包括对小说和戏剧的引用以及融入民间诗歌和爱尔兰神话传说等文体形式。这些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叙事作用与目的,突出了主人公英雄形象和澳大利亚地方及族裔特色,蕴含着反殖民、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主题意蕴。结语 从多声叙述话语、三线并置的叙述结构以及杂糅的叙事文体三方面总结《凯利帮真史》的复调叙事特征,加深对作家后期小说创作现代性的理解。凯里的多部长篇小说都通过独特的现代性叙事传达出超越文本的文化意义,他在叙事方面的探索将澳大利亚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称得上是继帕特里克·怀特之后屈指可数的有特点、有深度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凯利帮真史》重述殖民帝国留下的历史,试图重构民族的“历史记忆”。作品反对殖民统治、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内涵对于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