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6年12月我国就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创新一直贯穿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历程。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各级政府也一直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本文以我国2012-2017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按政策不确定性、信用资源、企业创新两两之间的关系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实物期权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贷配给与信贷歧视理论和替代性融资理论为基础，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以及Sobel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验证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信用资源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了传导机制在不同融资约束程度或股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影响研发投入进而影响研发产出。本文通过建立GARCH（1,1）模型估计得到的条件方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量化，为研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新技术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2）信用资源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研发投入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3）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研发投入的传导机制中，只有商业信用资源渠道在融资约束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银行信贷资源渠道并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4）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研发投入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5）研发投入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产出之间起显著中介效应，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发明专利产出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发明专利产出的抑制作用。　　因而，为了缓解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困境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政府应该构建更完善的金融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条件，还要保持货币政策的透明性、稳健性、持续性，合理引导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应该构建全面的信用评级系统，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且企业要拓展融资渠道，减少外部资金环境变化对研发决策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