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水平快速提高,我国开发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多样化、专业化、复杂化、高标准化的新要求,更凸显出现有体制机制僵化、产业政策老化、机构利益固化、人员动力弱化等弊病,亟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法定机构作为舶来品起源于英美等国家,作为应对大政府体制所导致的部门运行效率低下、灵活度较差、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运而生。因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行政体制的不同,在名称上也存在差异。法定机构是依据特定的法律成立,不列入政府序列和公务员体系,独立运作、相对自主,履行公共事务管理或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机构。法定机构通过分权、市场化等激励手段承接政府部分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以期更高效率地执行公务与更高质量地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治理机制与运行模式与我国开发区的体制机制创新要求高度契合。法定机构在我国开发区内部甚至未来在更多领域中发挥其制度优势,首先需明确法定机构在我国的法律主体地位。法定机构符合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中成立行政主体的“权、名、责”要素与司法实务中的行政主体论倾向,具有行政法上完全的行为能力。在行政机关与被授权组织的细化辨析中,法定机构依法履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其在履行非行政职能时的非营利性性质与被授权组织的法律定位更为贴合,具有协调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被授权的社会行政主体是法定机构法律地位的应有之义。其次,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方面,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的实践立足于区域功能定位与发展实际,建立以决策、执行、监督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以及业界共同参与治理的多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采用企业化、市场化的运行模式,摒弃改革前开发区内人员终身编制的“铁饭碗”与薪酬待遇“大锅饭”的制度,通过采用全员竞聘上岗、多层次的绩效评价机制等制度设计,充分发挥法定机构不受政府机关及部门干涉而独立运作、高效灵活的特点,激发内生活力。最后,综合法理与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实践中存在的立法保障不足、承接能力有限、评价监督难等问题,建议法定机构在立法机制方面,采用统一立法与分别立法相结合,纵向立法与横向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以及通过更高的立法位阶进行法定机构立法。尝试从政府权力下放与法定机构承接下放权力的角度,提出相关操作指引。在法定机构监督机制方面,以“大约束”与“大监管”的监督要求为指引,将内外部监督相结合、建立贯穿全过程的监督模式。法定机构的法治化建设研究对未来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