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商作为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交流者,随着其经营范围的扩大,在不断提炼和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元素的同时,通过对文化、教育再投入的方式造就了徽州艺术的繁荣。在徽文化圈范围从徽州一府六县扩张至经商聚集之地的背景下,作为徽文化重要组成的徽州三雕艺术,学界对徽派建筑及其附属木质构件的形制结构和纹饰内涵均做到了系统的研究。因此,笔者在较为深入研究清代徽州装饰艺术的基础上,试图以程式化的分析、归纳和比对作为研究的新视角,并将徽州古床的形制结构美与木雕纹饰美结合后作为研究的新方式,在增强传统卧具的文化内涵之余,传承和创新传统家具装饰艺术。作为身份、地位以及财富象征的徽州古床,在封建官本位思想的促动下,成为了生活富足的徽商家族对子孙入仕寄予厚望的场所和器具。使用者依靠与床建立的亲密关系,将床视为个人地位、功勋、喜好的精神寄托场所,抑或是教化子女的工具,并通过床体装饰雕刻的精湛与否,向外传递着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文化品味等身份信息。徽州木雕艺术的载体虽然不同,但在相同的徽文化背景下,艺术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以及在相互借鉴彼此优势元素中成为了艺术发展的推动力。如今,与古床相关的文章多数为收藏说明或调研报告,就床论床的纹饰研究尚停留在最基本的图案寓意解读阶段。作为承载徽文化的大件家具,其装饰部分根植于徽州木雕,在具有高研究价值的同时,受到了各地民风、文化传统、使用习惯的影响,造就了风格的多样。但在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利用纹饰传递信息的方式,无法绕开“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文化范畴。另外,对徽州木雕装饰艺术的研究更多是从形式意义出发,容易忽视对艺术创作过程的重视,徽州木雕产品凝聚了徽州木匠的个性化创作思想,但作为一门艺术,成熟后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程式化的特征。因此,继续研究清代徽州古床木雕纹饰的寓意和构成,不仅会得到赘述性的结果,还会形成对现有研究的复述。所以,作者以程式化的角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徽雕艺术研究方法,引入形制纹饰的概念,将楣板的结构线条视为古床纹饰整体的组成部分之一,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对其工艺、文化、民俗和艺术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透彻的剖析。同时,运用比对的手法进行程式化的研究,可以将清代徽州古床楣板纹饰间和纹饰内的共有关系上升为研究的母本,用彼此间的共性特征证明艺术具有普遍性的程式化特征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