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尽管证券市场监管体系逐渐完善,但由于监管效率不高、处罚力度不严,公司违规行为依然层出不穷,进而给投资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动荡。国有资产是国民经济命脉,是社会发展的根基,国有企业的违规行为相较于民营企业可能更加危害巨大、影响广泛。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一直是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的重要目标。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国企内部的巡视监督以及经济责任的落实,因而有效监督国企的违规行为、提高国企治理质量显得至关重要。当前,作为国企改革新一轮实践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升温,逐批的试点企业通过增资扩股、交叉持股等形式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不断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通过引入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经营治理,加强对国有企业内部人的监督与制衡,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企业价值。那么,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加深的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否提高国有企业违规受处罚的风险、抑制国有企业违规动机,进而改善危害巨大的公司违规行为?这显然是一个当下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以2008-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运用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模型,将非国有股东治理、违规稽查和违规倾向纳入一个研究框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程度越高,国有企业违规被稽查的可能性越高,违规倾向越低,并且在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中都存在显著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首先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三大层面出发,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较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更激烈的行业竞争或属于地方性国有企业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于违规被稽查的可能性的促进及违规倾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其次,结合代理成本、政府干预和股东资源等视角,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在代理成本较高、政府干预较强以及融资约束较大的国有企业中能发挥更显著的边际效应,从而更有效地提高了违规被稽查的可能性,降低了违规倾向。这间接证明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加强监督和激励、减少政府干预以及资源聚合方面的作用机制。另外,相对于一般违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于严重违规具有更显著的治理效果。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经济后果以及公司违规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公司违规理论框架的构建,进一步探索和改进公司违规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为我国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提供理论借鉴和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