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藏区地处川、甘、青、藏四省交界区域,集民族聚居、贫困交织、生态脆弱、经济滞后、地理偏远于一体,是全国生计贫困与生态重要交叠的特殊区域。传统农牧业是当地劳动者的主要就业领域,在贫困治理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下,非农就业成为农牧民生计模式转变的必然选择。但受制于个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家庭资源禀赋欠缺、社会文化观念保守、市场发育相对落后、区位偏远且交通不便等因素,促进当地农牧民非农转移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就业是民生之本,尤其对于川西北藏区深陷相对贫困的农牧民而言,由传统农牧业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无疑是实现个人发展、提升家庭收入、摆脱贫困陷阱的有效出路。另外,促进就业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推动农牧区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同时也是缓解地区生态压力,实现区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有力支撑。立足微观视角分析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为我们认识该特定行为的内在形成机理开启了更为深入的逻辑视角,为高效促进农牧民非农转移提供了更为精准的理论依据。那么,农牧民的非农就业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是哪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对该行为产生了哪些作用?作用路径如何解释?如何根据不同的作用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更为精准有效的就业促进政策?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作出相应解释。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解释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的“禀赋—意愿”分析框架:一是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借鉴“劳动—闲暇”模型分析农牧民个体及其家庭禀赋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二是放松对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在“有限理性”假设下,农牧民非农就业意愿的形成,以及该意愿对其非农就业行为产生的作用;三是分析农牧民禀赋与意愿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外在禀赋对内在意愿具有单向的作用路径。在实证分析层面,一是对农牧民非农就业基本特征作描述性统计分析;二是分析禀赋对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的作用路径;三是分析农牧民非农就业意愿对其非农就业行为的作用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可大致归纳为三个部分:其一,通过对农牧民非农就业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1)本地非农就业是农牧民在禀赋与意愿双重作用下的较优选择;(2)兼业经营是农牧民本地非农就业的主要形式。研究区农牧业生产所需劳动力不多,大多数农牧民在完成家庭生产后有足够的劳动时间相机从事兼业经营,调查结果显示,有兼业行为的农牧民占非农就业总样本数的69.68%。其二,根据“禀赋→行为”路径分析农牧民个人及其家庭禀赋对其非农就业行为的外在作用机制,发现男性、有配偶、受教育水平越高、就业信息渠道越有效、培训强度越低、家庭总抚养比越低、人均耕地越少、距县城越近、居住海拔越高的农牧民,其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农牧民个人禀赋决定了他们从事非农就业的激励和效率,其家庭禀赋则构成了非农转移的微观社会环境,客观影响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行为。其三,基于“意愿→行为”路径分析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内在形成机制,发现:(1)意愿能显著促进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但作用效果不明显。SE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仅有14.7%的部分可由意愿显著解释,说明“意愿→行为”作用路径对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的解释力度有所欠缺;(2)能力感知是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产生的主导因素。根据模型结果,知觉行为控制通过意愿影响农牧民非农就业行为的间接效应太低,但对该行为产生的直接效应显著地为0.747,说明影响农牧民非农就业的主要心理因素在于其对执行该行为难易程度的感知。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完善就业促进政策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提升农牧民人力资本积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加强对成年农牧民的扫盲工作,探索十二年义务教育,优化农牧民正规教育投资质量;健全农牧民技能培训机制,建立台账,引入奖惩机制与考评机制,有效识别并排除“混补贴”的农牧民,真正为具有非农就业意愿的农牧民提供技能培训服务。其二,培育壮大本地绿色非农产业,增强非农就业岗位供给。着力支持以农村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地方集体经济,以发展地方性产业为抓手,提升农牧民自组织能力,带动其本地非农转移;地方政府立足于民族文化、自然资源、政策倾斜等优势,合理规划当地非农产业发展,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其三,加强农牧民非农就业社会服务,破除非农转移主要障碍。转变农牧民安于贫困、乐于现状的传统消极就业观念;强化基层政府在就业信息传递中的影响力,缓解农牧民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弱势地位;通过加大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继续实施牧民定居工程,提升农牧民非农就业的迁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