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产业政策往往被视为与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相悖的经济调节手段。本文通过对早期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指出这些产业政策手段往往具有明显的挑选赢家的色彩，政府的产业政策手段通常会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福利水平产生明显的差异，其政策手段也更多表现为一些直接管制的措施。在对外方面，应用产业政策手段的国家往往会对于本国的国内市场实施严密的保护，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与外国资本的投资。这些就构成了本文所分析的传统产业政策的范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保护性色彩更浓的直接管制措施已经不再适用，这也引起了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一些剧烈变化。本文指出目前所观测到的产业政策已经脱离了传统产业政策的范畴，而表现为一种现代产业政策机制，它更多地涉及政府职能界定，创新与能力建设，以及如何利用产业政策有效提升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　　传统产业政策由于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管制，往往容易导致政府失灵，因此会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而经济自由主义夸大市场功能，忽视政府作用的选择，又会导致市场失灵，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现代产业政策则突破了二者的研究框架，通过引入竞争性产业政策，提倡对政府职能重新界定，认清哪些职能应由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手段来负责，哪些职能又应由市场来调节，以有效地提升产业政策的运行效率，由此优化了现代产业政策体系，提升了其政策效率。　　传统产业政策更多的关注于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然而，随着创新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提升，科学技术、知识等无形资本已经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以往强调大规模投入和大规模生产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现代产业政策更加强调通过有效的创新能力建设，打造供需双向式的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强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创新成果的产生与扩散，加强对于国外创新成果的吸收与消化。　　随着WTO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日益凸现，每一个国家都被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分工价值链中，传统产业政策所倡导的以贸易保护为基本特征的政策选择已经受到WTO、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的限制，而无法再得以应用。“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又证明了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自由贸易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以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根本目标，在WTO等国际协议的框架范围内，合理运用赋予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例外条款，有效保护本国弱小的民族产业，提升本国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战后，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选择完全不一样的模式，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也基本上表现在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力、创新能力建设与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在这三个问题的背后，不同国家所选择的产业政策的差异其实正是解开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关键。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早期初级产品出口战略的执行，并在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通过其特有的官僚威权政府对于国民经济实施严密的行政干预与贸易保护。然而，由于过于依赖国外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与海外市场，忽视了自身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缺乏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拉美企业并没能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与此同时，由于自身的积累不足，它们被迫选择对外国资本放开国门，外债压力急剧增加，这才导致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席卷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面对拉美经济困局，“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不仅没能挽救处于危机的拉美经济，反而使得拉美经济更趋恶化。新世纪以来，在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指导下，拉美国家重归产业政策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拉美经济逐渐走上恢复与发展之路。　　东亚经济一度创造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使得国际社会更多把赞扬送给东亚模式。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指导下，东亚国家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态度融入全球经济。为了提升本国的出口能力，东亚各国政府运用各种产业政策手段，鼓励一些支柱性产业，特别是出口型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才促成了亚洲经济奇迹。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不期而遇，却使得东亚经济以及东亚产业政策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传统东亚模式过于关注生产要素的投入，创新能力的培育却相对不足的缺陷被充分暴露出来。新世纪以来，在克服传统东亚模式的产业政策选择中的政府干预、政企不分、创新能力不足等弊端之后，东亚经济仍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的东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北京共识”把创新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促进创新能力发展，推动全社会的创新浪潮的努力，对于打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作用。改革促进了中国的政府管理机制的优化，传统计划经济下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过多的直接干预，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政府职能得到了科学合理的重新界定。对外开放又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往来，出口与海外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创新能力偏弱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在打造创新型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快速、稳定发展的健康状态之中。　　结合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一些最新成果，对比战后最为重要的三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选择模式，本文指出，尽管很难简单的评价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更适合于某一个国家，更难以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确定一种最优的产业政策的样板，把它复制到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之中，但是在现代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中，推行竞争性产业政策，优化政府职能，培育高效、合理的市场机制;加强能力建设，鼓励科技创新，提升本土创新能力;在WTO框架中，合理运用保护主义策略，培育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必须加以关注的重要内容。当代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在上述三个方面推行产业政策必然是实现它们跨越式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