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是指投资者通过购买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来获得目标公司控制权或管理权的行为。1根据目标公司对投资者收购行为的态度,收购可以被分为两类,即敌意收购(或称为恶意收购)与善意收购,二者区别“在于它的敌意属性,即在敌意收购成功后,敌意收购方和股东得以凌驾于管理层之上”2。故而,控制权的争夺实乃收购与反收购的实质,而反收购措施的核心则在于防范或抵御控制权被“野蛮人”3夺取。从20世纪末的“爱使之争”到2018年首例获得法院效力确认的“海利生物案”,学界对于公司章程设置具有“个性化”4的董事提名条款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该项内容的规定并不明确,既存在一方允许意思自治的现象,又存在另一方虽设置条件但态度不明的情形。在收购行为日益常见、立法也趋于完善之时,反收购措施却仅停留于实践盲探阶段,相关法律制度仍存在大量空白,合法性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实践中,上市公司章程中设置“个性化”的董事提名条款现象大量存在,相比之下,执法部门发函问询的情况却是少数。在此背景下,执法与司法机关应如何实践?上市公司将董事提名条款用作抵御敌意收购的武器在法律层面上是否具有可行性?为此,本文通过三个章节对反收购背景下董事提名条款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章通过对现行法律规定与监管部门的态度进行梳理,结合实践中上市公司对于董事提名权条款的实际设置情况,得出现行法律制度规定不全面、监管部门审核态度不明确的结论,提示目前我国对于该条款的立法及实践做法均有所欠缺;第二章以董事提名条款是否会侵害中小股东权益、限制股东提名权为核心展开,通过对条款的目的与价值、司法与执法、公司治理的内部效用与外部效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该条款并非必然侵害中小股东权益、限制股东提名权的结论,并认为制定与实施“个性化”的董事提名条款具有可行性;第三章则通过法律文件应保持内在一致性、市场主体的现实需求、金融创新大背景三个角度,引出文章最后结论——在反收购背景下,执法与司法机关应保持一致、中立的态度,允许上市公司在章程中设置适合其实际状况的、具有“个性化”的董事提名条款作为抵御敌意收购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