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矢量数据为基础,从土地利用数量演变、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和土地利用程度三个方面研究武汉市199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状况。以景观格局指数为基础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模型,用克里金插值法得到武汉市4期景观生态风险分布图,并分析其变化规律。运用PLUS模型分别模拟出2030年武汉市自然发展情景、城镇发展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3种情景下景观生态风险变化特征。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1990-2018年四个时期,耕地和水域是武汉市主要用地类型,耕地、林地和其他地类面积减少,水域、草地和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增加。其它地类和草地转出率较高,容易被侵占,水域和建设用地较为稳定。空间上,建设用地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耕地和林地重心总体往北。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中心城区向四周,土地利用效率不断降低。（2）近30年间,武汉市景观生态风险等级以中等、较低等和较高等风险为主,低风险区、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面积总体增加,而中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总体减少。2000年之前,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呈中间向四周递增的特征,其中西北较低,2010年之后,西北部和东南部生态风险逐渐升高。（3）基于2010年土地数据,利用PLUS模型模拟出武汉市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Kappa系数达0.848,模拟结果精度较高。在此基础上,模拟出2030年3种情景下土地利用数据,3种情景下,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方向与1990-2018年大致相同。自然情景下,各地类之间按原来的概率转移变化;城镇发展情景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生态保护情景下,水域面积最大,耕地和林地面积降幅最低。（4）2030年,武汉市3种情景下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均从中心城区向四周递增,高风险区和中风险区面积均减少,另外三级生态风险面积均增加。自然发展情景下,与其他情景相比,较低风险区面积增幅最大,高风险区面积最小。城镇发展情景下,相比其他情景,低风险区和中风险区面积最大,较高风险区面积最小。生态保护情景下,与其他情景相比,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最多,低风险区面积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