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8日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也被誉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地处成都市区西二、三环之间,炙热的地理位置给遗址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金沙遗址却以坚定的步伐走在了新世纪博物馆建设的前列,借助市场力量探索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甚至被业界誉为“金沙模式”。本文旨在对金沙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作一个阶段性回顾,对其关于保护与利用二者间的博弈关系作初步的研究,并尝试提炼出“金沙模式”的普遍意义。论文前半部分分别介绍了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关于遗产保护的制度和理念,随后着重分析了金沙遗址发现时国内关于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金沙遗址的发现恰值新世纪之初,我国的经济实力较过去有了显著增长,国家对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更大投入；旅游业呈加速发展态势,博物馆建设进入全面创新阶段；公众重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成都市的旧城改造工作接近尾声,城市正需要文化遗产载体来支撑其城市文化信仰。“金沙模式”在这样的时代召唤下孕育、发芽。论文后半部分阐述了“金沙模式”的设计思路和实施过程。文物主管部门通过坚决保护遗址本体、充分挖掘文物价值、积极扩大文物社会影响力等一系列措施,使政府决策部门充分认识到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之后采用“政府出资出地修建金沙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带动周边地产升值并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从而反哺城市”的总体思路,引导市政府、国家文物局、投资商、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在博弈中的选择,最终促成各方通力合作。之后几年来,通过国家领导人视察金沙遗址、修建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申获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中国文化遗产日直播金沙发掘、神舟六号飞船搭载“太阳神鸟”蜀绣升空、打造《金沙》音乐剧、举办金沙太阳节、承办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一系列措施和活动,使得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提升,遗产周边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得到了促进,文化产业市场被激活,市民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到加强,可谓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共赢局面。而文物主管部门也在这场博弈中达成了最终目标：金沙遗址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工作获得充足的资金和广阔的平台,成为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个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