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宋一代的判断,有发轫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有刘子健等学者提出的两宋变革说,都是在整体观察下的判断,本文是基于这类整体判断的个案研究,试图利用理论视野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丰富事实加深对艺术史和历史的感知。过去学界对靖康前后风云变幻二十年的研究,历来多关注它政治、军事,而较为忽视靖康之变对艺术、文化和思想状况的影响。翟汝文恰好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乱世,政治生涯横跨徽、钦、高三朝,他逃过了金兵对开封的洗劫,却没有逃开不安政局对文人的倾轧。北宋末期隆礼作乐,翟汝文参与了《政和五礼新仪》编订和新成礼器制作,最后未入功臣之列;在南宋东逃西窜的初期,他坚持礼法尊卑,暂居参知政事,但很快被排挤。带着不满,翟汝文开始了辞官归隐的生活,崇道信佛、画像塑雕、注史编礼、教化乡人,似乎就是刘子健所说南宋及以后"道德保守主义"的代表。终宋一代,复古一直是宋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三代"在宋人眼中拥有特别的含义。当通过"考古发掘"古器、碑铭来考证三代礼仪文字的金石之学兴起后,"三代"概念被加强,"三代"似乎成为一个切实可触摸的存在。除了文人学者,帝王开始利用古器宣示统治的强盛,宋徽宗成立议礼局、礼制局,改革礼乐制度、制作新成礼器,试图从礼仪上接续三代正统。出入徽宗宫廷的道士魏汉津、林灵素等,也利用古器营造出来的三代想象,附会道教中的相关概念,迎合宋徽宗"成一代盛典"的帝王意志。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翟汝文是实际的执行者,他不仅直接造成了徽宗朝礼仪活动的面貌,也被这些活动影响。本文以翟汝文的人生为脉络,分别叙述他在北宋礼制改革、南宋礼制重建中的角色,以及为官以外的精神生活,包括信仰、艺术和对家族的培养。通过对翟汝文人生的回顾,笔者发现:1、因为宋徽宗个人的好尚,北宋末年道教与儒家思想在宫廷中结合,又通过影响官员、文人而投射到民间。2、士大夫会随着政治变动、宦海沉浮而趋向保守,他的后代又会根据后世舆论来塑造、调整其个人形象。